2024-03-10發表2024-03-11更新言之有戏1 小時讀完 (大約14422個字)

點燃世界的中子——《Oppenheimer》評析

本文同时提供简体版本。

傳記電影應該是什麽樣的？

從1900年的《Joan of Arc》（也有一說是1895年的《Execution of Mary Queen of Scots》）開始，以劇情片形式呈現的「傳記電影」便出現在了熒幕上^[1]。從君主（《The Last Emperor》）到戰士（《Braveheart》），從政治領袖（《Lincoln》）到政治活動家（《Malcolm X》），從音樂大師（《Amadeus》）到鋼琴家（《The Pianist》），從戰爭時期企業家（《Schindler's List》）到信息時代創始人（《The Social Network》）......到目前為止，傳記電影的歷史已經有至少120年了。雖然傳記電影關注的人物覆蓋了人類歷史宏潮的各種身份，但在很長的一段時間里，比起那些直接參與到政治、經濟、文化等活動的「非科學人物」，從事學術工作的「科研者」並非最受關注的改編對象。

然而，自21世紀以來，越來越多「科學人物」的生平事跡被改編成了電影。這些電影不僅在業界獲得了的褒獎，甚至在商業上取得了成功。從2001年的《A Beautiful Mind》，到2004年的《Agora》，到2010年的《Temple Grandin》，再到2014年的《The Imitation Game》和《The Theory of Everything》......而2023年首映的，由克里斯托弗·諾蘭改編自傳記《American Prometheus》並指導的《Oppenheimer》，再一次展現了聚焦科學人物的傳記電影的巨大潛力。

但《Oppenheimer》真的算一部關於「科研者」的傳記電影嗎？盡管與圖靈（Alan Turing）一樣，奧本海默最受矚目的工作之一「研制原子彈」也是在戰爭時期完成的。但圖靈在他短暫的生命中，一直以科學家的身份自居。反觀奧本海默，在二戰後他便致力於利用自己政治——而非學術——上的影響力來控制原子能和核武器在國際間的傳播與擴散。

從學術天才到武器研發負責人，從成為科學家明星到置身原子能政治漩渦，奧本海默的一生跨越了「科學人物」和「非科學人物」的兩種身份。面對這樣一個具有兩個「側面」的人物，諾蘭通過「傳記電影」給出的答案究竟是什麽？作為生活在原子能時代的「幸存者」，我們又該如何看待他「創作」的《Oppenheimer》？這兩個問題，既是觀影後我不斷思考的問題，也是促使我最終完成這篇評析的動力。

扔得掉的毒蘋果，擺脫不掉的「巨星引力」

天才與普通人究竟哪里不同？

諸多文藝作品在展現天才的「非凡性」時，往往會關注他們在性格或生活上與眾不同的地方。奧本海默師從量子力學奠基人之一玻恩（Max Born），博士期間便提出了包括玻恩—奧本海默近似^[2]在內的諸多重要理論；而他於23歲博士畢業後，又花費了很短的時間就掌握了教授量子力學所必需的荷蘭語，前去萊頓大學講課^[3]......這些早年的經歷足以使奧本海默被看作科學研究上的「天才」。

然而，諾蘭鏡頭下的奧本海默，雖在理性思維和智力層面超越常人，卻在感性情緒和精神層面承受著與「凡人」並無二致的困擾。甚至有時，他還會犯下比一般人更魯莽的錯誤。在《Oppenheimer》的開始，觀眾就看到了奧本海默在異國他鄉留學時感受到的孤獨與思鄉情結，並目睹了他差點釀成大禍的一時沖動。當自己被在劍橋時的導師布萊克特（Patrick Blackett）「區別對待」後，奧本海默給萊克特的蘋果下了毒。但直到第二天清晨，他才後悔，急忙趕回教室銷毀毒蘋果。而也正是這份「悔改」，讓他巧遇另一位量子力學的奠基人，玻爾（Niels Bohr）。在影片中，正是因為玻爾的建議，奧本海默得以提前「擺脫」劍橋，前往哥廷根大學師從玻恩。

在這里，諾蘭借玻爾之口向觀眾拋出了第一句在《Oppenheimer》中會多次出現的台詞——

"You can lift the stone without being ready for the snake that's revealed."

(「你能夠掀起一塊石頭，哪怕你還未準備好面對那塊石頭下面的蛇。」)

這句話既是玻爾對於奧本海默日後的「重大發明」一種元敘事上的「預言」，也是他對於奧本海默在「科學研究」上個人潛力的一種認可。那麽拋開諾蘭在台詞上埋下的「文字遊戲」，就玻爾這個歷史人物本身而言，為什麽他可以在當時主張如此「不懼後果」的觀點呢？這其實就要聯系到玻爾作為經典物理體系坍塌的「見證者」和現代物理體系重建的「推動者」這兩重的歷史身份。

從普朗克（Max Karl Planck）對於「紫外災難」的能量量子化處理出發，近代物理發展中的一朵「烏雲」^[4]，在玻恩、玻爾、薛定諤、德布羅意、愛因斯坦、海森堡等人的「觀測」下，衍生出一個個「詭異」的量子定律，最終摧毀了經過幾百年建立起來的物理理論根基。最終，新的「物理大廈」重新建成，但代價卻是——那個曾經連續的、可被無限分解和精確化的經典物理觀被離散的、帶有糾纏和不確定性的量子物理觀所取代。「經典物理」從原本的「根本真理」被降格為宏觀領域的「局域規律」。

但對於科學家而言，不論「新的現象」比起「舊的假象」看起來多麽的怪誕、晦澀、甚至不可理喻，它終究代表的是一種「進步」——一種逼近「真理」的進步。正如玻爾通過「不要告訴上帝該做什麽」來批判愛因斯坦「上帝不擲骰子」的言論^[5]，科學家秉承的是去更加準確地「描述」自然，而非去「評價」自然。這便可以理解為什麽玻爾會鼓勵奧本海默「勇敢」地去「掀石頭」——經歷了「量子暴風雨」洗禮的他，不怕奧本海默會發現什麽「蟒蛇」。即使它們再嚇人，也是物理學前進道路上必須面對的挑戰。

然而，玻爾萬萬沒有意料到的是，奧本海默將來會掀起的那塊名為「原子彈」的石頭，放出來的並非一條「僅僅」會嚇住科學界的巨蛇，而是一股會打開新的世界政治格局的「火種」。而不同於科學一如既往地忠於「描述自然」，政治向來都是試圖通過輸出價值理念來「改變世界」。玻爾對於奧本海默的評價成功地預測了奧本海默有如普羅米修斯般「盜火」的「力量」，但卻低估了他因此開啟的「新世界」的「瘋狂」。

如果說與玻爾的相遇奠定了奧本海默成為「原子彈之父」的「力量」的話，那麽奧本海默與他生命中的另一位關鍵人物瓊（Jean Tatlock）的情感糾葛，則暗示了他在擁抱「戰爭英雄」的稱謂後又迅速墜入「世界毀滅者」的深淵，這一「突兀轉變」背後的「矛盾性」。

在《Oppenheimer》中，奧本海默與瓊的偶遇發生在他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任教時女房東舉辦的社交晚會上。在這里他首先結識了日後的摯友，也是影片之後逐漸浮出水面的「切瓦利埃事件」的主要涉事人，切瓦利埃（Haakon Chevalier）。此時的奧本海默依舊還在從事「抽象」的理論物理研究——恒星生命末期的演化預測。但顯然，他已經開始對自己身為「科學家」，無法在這個風雲變化的時代對世界產生直接推動作用而感到煩惱，盡管他依舊對「美國共產黨」的活動和主張持保留態度。談話間，瓊出現在了他的眼前。

Oppenheimer: "I'm committed to thinking freely about how to improve our world. Why limit yourself to one dogma?"

Jean: "You're a physicist. You pick and choose rules? Or do you use the discipline to channel your energies into progress?"

Oppenheimer: "I like a little wiggle room."

(

奧本海默：「我願意自由地去思考改進我們世界的方法。為何要將你束縛於一種教條理論？」

瓊：「你是一名科學家。你難道可以挑選規則嗎？還是說你會利用規則的約束將自己的能量轉化為實質性的變革？」

奧本海默：「我喜歡擁有一點靈活的空間。」

)

兩個人的第一次對話，雖然激發出了浪漫的火花，但也帶著不小的火藥味。在瓊看來，眼前這位長著一雙清澈藍眼睛的物理學家有些過於「隨心所欲」了。很顯然，在意識形態上，奧本海默和瓊其實是背道而馳的。瓊在對於「真理」的追求上和很多知識分子一樣是一個絕對主義者，而奧本海默則是一個相對主義者。這就解釋了為什麽奧本海默能夠快速地接受量子力學這樣顛覆性的物理理論；也解釋了為什麽身為一個「科學家」，奧本海默卻可以對於新的思想既非「全盤接受」又非「全盤否定」，而是持有一份「若即若離」的態度。更進一步，這甚至可以解釋為什麽奧本海默不和瓊共享一致的價值觀，卻依舊被她吸引。根據真實的歷史記載，奧本海默曾兩次向瓊求婚，均遭拒絕^[3]。但與基蒂（Katherine Oppenheimer）結婚後，他依舊與瓊秘密交往。

那麽，這是否代表奧本海默是一個沒有道德立場的人呢？這樣的結論顯然也不夠準確。在與瓊的初次交合之夜，奧本海默便向她吐露自己因為曾經的「下毒行為」而苦惱。其實，如果我們留意影片呈現的「案發經過」就會發現，奧本海默下毒後並沒有心生「悔意」，直到他腦海中產生「無辜馬兒啃食蘋果」的意象。受到羞辱和打壓就會「報覆反擊」，一旦「牽連無辜」又要「懸崖勒馬」。似乎，奧本海默的內心深處其實是有一桿「秤」的——一份並不依托於繁覆哲學或政治理論的樸素道德觀。

奧本海默無所顧忌的「沖勁」與他那後知後覺的「坦誠」共同形成了一個看似矛盾實則統一的人格內核。這樣「前後不一」的性格特點其實並沒有那麽獨特，畢竟許多人都有因為沖動而後悔的經歷。但當它顯現在一個擁有極強才能和行動力的「天才」身上時，該個體的「不確定性」便成倍地增加了。也許正如瓊所說，奧本海默的「靈魂」並沒有那麽覆雜，但他與別人互動時「變幻莫測」的表現，或主動或被動地，呈現出了一個「覆雜」的形象。

半個小時，一個蘋果與兩段互動，諾蘭便為觀眾展現了奧本海默在成為20世紀最重要影響力之一前的側寫（profiling）——一個對於自身矛盾性還不夠自知，但充滿了才能與抱負的天才科學家。

但正如量子物理所預言，持續的核裂變光靠一個活躍的中子去激發「笨重」的鈾原子是遠遠不夠的。只有每次鈾裂變後產生的新中子都繼續參與到反應中，一個持續加劇的「鏈式反應」才會誕生。確實，僅憑奧本海默一個人，遠遠不足以建造出原子彈這個20世紀最可怕也最重要的發明之一。但從他以總負責人的身份加入「曼哈頓項目（Manhattan Project）」的那一刻起，他便成為了「引爆」美國核武器發展的一個「中子」，也成為了20世紀逐漸失控的核武器軍備競賽中無法被忽視的一環。再強大的恒星，也有被自身引力拖垮的那一天；再活躍的「中子」，也不過是鏈式反應中的一個「催化劑」。

Chevalier: "Do stars die?"

Oppenheimer: "Well, if they do, they cool, then collapse. In fact, the bigger the star, the more violent its demise. Their gravity gets so concentrated, it swallows everything."

(

切瓦利埃：「星星會雕亡？」

奧本海默：「嗯，如果它會雕亡，它們會先變冷，然後再塌縮。事實上，越巨大的星星，它的消亡越殘暴。它自身的引力強烈到足以吞噬周圍的一切。」

)

從無法躲避的博弈到無法停止的鏈式反應

如果你的「敵人」可能制造出一種強大到能完全摧毀你的炸彈，你該怎麽辦？

當二十世紀初科學界的大部分物理學家都還沈浸在「分裂原子」這一理論成為現實的興奮中時，一小部分人已經開始對它在「非科學界」的潛在影響感到擔憂。很快，一份由曾提出過「鏈式核反應」理論的猶太裔物理學家西拉德（Leo Szilard），以及20世紀初最知名、且同為猶太裔的物理學家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聯名的信件，被寄給了時任美國總統羅斯福。這封信向羅斯福闡述了納粹德國研制一種基於「鏈式核反應」的新型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可能。這一刻，二十世紀誕生的「量子物理」與「世界大戰」產生了交匯。

戰爭，作為國際關系中最為激烈的一種表現形式，是否屬於一種零和博弈^[6]，是學術界討論的話題之一。但如果我們不去考慮戰爭結果的長遠影響，而將關注點聚焦到沖突進行中的「戰時格局」，有一件事是毋庸置疑的。戰爭活動短期且最直接的目的——對於領土、財產、生命等資源的掠奪，符合「零和博弈」的一個基本性質——非合作式競爭。換句話說，戰爭中一方的奪取「等同於」另一方的損失。事實上，如果我們關注戰爭過程對於系統（即雙方共有）總資源的直接影響，我們甚至可以將戰爭視為一種「負和博弈」。但可悲的是，這並不會阻止企圖通過戰爭獲取利益的一方產生這樣的想法——

只要「我自身」能夠獲取的利益超過「我自身」所犧牲的代價，「我」又憑什麽去在意「整個系統」的損失呢？

只要發起戰爭的勢力持有上述的想法，波及的其他勢力就會自動被卷入一場無法合作的「被動博弈」。這種缺乏「全局觀念」的「利己主義」，正是經歷了上千年發展的人類文明至今依舊擺脫不了戰爭這種殘暴行為的原因之一。當整個世界目睹了法西斯主義控制下的納粹軸心國瘋狂的侵略與擴張後，在標榜「自由與平等」的美利堅合眾國內，有關「是否研制核武器」的疑慮很快便轉變成了「必須研發核武器」的政治決策。

諷刺的是，政治主張往往是催生運動乃至紛爭（戰爭）的導火索，卻也是阻止它們「高效」運轉的「絆腳石」。我們在《Oppenheimer》中看到，日後成為「原子彈之父」的奧本海默，因為早年與美國共產黨員的來往，以及「不安分」的性格，其實一開始並不在曼哈頓項目負責人的人選之中。他的同事兼好友之一，勞倫斯（Ernest Lawrence）不得不「暗示」他政治立場在這個國家項目上的「關鍵性」。在意識到自己與美國共產勢力「有所來往」的嚴重性後，奧本海默迅速撇清了自己與相關組織和成員的關系，最終才「說服」了上校（隨後晉升為上將）格羅夫斯（Leslie Groves），正式成為了項目的「第一人」。

為了當上項目負責人而迅速調整政治活動的行為，讓此時的奧本海默看起來比起一個「死板」的科學家已然更像一個「靈活」的政客。然而，如此「務實」的變通之下，政治正確並不是他的追求，只是他達成目的的手段。不論是希特勒的反猶太主義，還是美國保守派對國際共產主義的提防，奧本海默同樣厭惡。只不過，此時此刻的他，希望能夠加入曼哈頓項目這個「公開的秘密」，幫助美國趕在納粹之前造出原子彈。

Oppenheimer: "Our one hope is that Hitler is so, so blinded by hate, that he's denied Heisenberg proper resources, because it'll take vast resources. Our nation's best scientists, working together. Right now, they're scattered."

Groves: "Which gives us compartmentalization."

Oppenheimer: "All minds have to see the whole task to contribute efficiently. Poor security may cost us the race. Inefficiency will. The Germans know more than us anyway."

Groves: "The Russians don't."

Oppenheimer: "Remind me, who are we at war with?"

(

奧本海默：「我們唯一的希望在於希特勒極為盲目的仇恨，會讓他拒絕海森堡為首的合理資源，而他們必然會需要大量的資源。我國最優秀的科學家們必需在一起努力，現在他們依舊四散各處。」

格羅夫斯：「但這給了我們區域化的管理。」

奧本海默：「所有人的頭腦必須都看得到整個計劃的藍圖才能高效地運轉。薄弱的安保可能會讓我們輸掉這場競賽，但低效則一定會。德國人本來就已經在我們前面了。」

格羅夫斯：「俄國人可沒有。」

奧本海默：「你能提醒我一下，我們究竟是在和誰打仗嗎？」

)

奧本海默「去政治化」的態度，隨後也成為了他推進曼哈頓項目時的主要方針之一。一方面，他盡可能地改善由他直接管轄的洛斯阿拉莫斯（Los Alamos）地區的環境以保障項目內科學家及其家屬的工作和生活狀態。另一方面，奧本海默對於他的「同事」和「下屬」也給予了很大的理解和體量，哪怕他們與自己的觀點相左。

在《Oppenheimer》中，與奧本海默同屏時間相對較長的角色，都是在他開展曼哈頓項目之前便已結識的朋友或同事，唯獨物理學家泰勒（Edward Teller）。泰勒在歷史上被稱為「氫彈之父」^[7]，而他有關利用氫的同位素氘（和氚）來引發「核聚變」的想法正是他參與曼哈頓項目時形成的。在影片中，觀眾可以看到泰勒是奧本海默招募的科學家中性格最為直率的一位，他面對奧本海默時完全不顧及他們「上下屬」的關系。但奧本海默並沒有因此去打壓他，甚至在泰勒因為無法研究核聚變而萌生退意時，主動挽留他，並批準他在洛斯阿拉莫斯專心從事自己感興趣的理論研究——盡管這項研究日後會演變成奧本海默極力希望阻止的「氫彈項目」。

某種程度上，在整個曼哈頓項目中，奧本海默確實是一個名副其實的「總指揮」。他一方面具備參與討論技術細節的能力，另一方面又在技術之外的各個環節決策管理。他對於自己的同事和朋友——這些「知識分子」的保護和包容，讓這個處於軍事高壓管理下的、名為「曼哈頓項目」的「反應堆」依舊得以高效運轉。但與此同時，他「縱容式」的管理也讓這個項目積累了足以被有心之人大做文章的種種「破綻」。當然，這些「問題」，要等到他達到「人生的頂峰」後才會浮現「作祟」。

在曼哈頓項目進行中，奧本海默遇到了大大小小的許多難題，但《Oppenheimer》主要描繪了三個來自不同方面的難題。首先是來自於「科學」的擔憂——泰勒計算得出的「原子彈摧毀大氣層」的末日理論；其次是來自於「情誼」的糾葛——瓊對於奧本海默的思念以及好友切瓦利埃潛在的「叛國」行為；最後是來自於「政治」與「道德」的裹挾——納粹德國的「提前」投降與項目科學家們的「躊躇」。

面對第一個困境時，同樣參與曼哈頓項目的物理學家貝特（Hans Bethe）通過更精確的計算發現泰勒的末日理論「只是」一個可能性「接近於零」的「隱患」。得知了結果後的奧本海默最終決定「不予理會」。面對第二個困境時，奧本海默一開始試圖通過隱瞞或沈默來「保護」這些人，但最終都已失敗告終——「切瓦利埃」的名字最終還是被他上報，而之前已「斷絕關系」的瓊也「離奇自盡」。而第三個困境，則是自曼哈頓項目開展之後，「最有可能」使原子彈「夭折」的「意外」。在《Oppenheimer》中，奧本海默發現了曼哈頓項目人員自發組織的有關原子彈意義的研討會後，他在會上第一次表露了自己的態度。

Some staff: "But how do we justify using this weapon on human beings?"

Oppenheimer: "We're theorists, yes? We imagine a future, and our imaginings horrify us. They won't fear it until they understand it, and they won't understand it until they've used it. When the world learns the terrible secret of Los Alamos, our work here will ensure a peace mankind has never seen. A peace based on the kind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that Roosevelt always envisaged."

(

某個員工：「但是我們又該如何正當化對人類使用這個武器？」

奧本海默：「我們是理論家，對吧？我們能夠想象未來，而我們的想象讓我們感到恐懼。但他們如果不理解原子彈的可怕，就無法像我們一樣感到恐懼。而他們如果不使用原子彈，他們就不會理解它的可怕。當整個世界都知曉洛斯阿拉莫斯的可怕秘密後，我們的工作才能確保人類一個前所未見的和平。一個羅斯福一直設想的，建立在國際間合作上的和平。」

)

奧本海默的這段回應背後有三層邏輯。一，原子彈存在的世界確實可能走向非常恐怖未來，「我們」須要避免這種可能性的實現。二，要想避免這樣的可能性，「我們」必須公開展示原子彈的破壞性，讓人們理解它的恐怖。三，在此基礎上，基於國際間的合作，「我們」將達到史無前例的和平時代。

這三條邏輯看似環環相扣，但它們的背後其實還有一條更根本的邏輯——

"Theory will take you only so far."

(「理論只能帶你走到這里。」)

此時的奧本海默似乎確信，必須通過一場「慘烈的實驗」才能將「原子能時代」的未來引向「正確」的「軌道」。為此，他忽視了那可能性近乎於零卻足以毀滅世界的「陰霾」，他拋下了自己眷戀的情人和愧對的朋友。現在，他唯一再需「犧牲」的，就是兩座敵對國城市及其幾十萬居民的生命。

內爆透鏡（Implosion lens）在進行著最後的調試，試爆時間基本敲定，名為「三位一體（Trinity）」的項目代號被確立，甚至連奧本海默的前美國共產黨黨員弟弟也被格羅夫斯上將批準前來協助。然而，就在這個萬事俱備之際，奧本海默遭到了由西拉德牽頭，洛斯阿拉莫斯地區之外的項目科學家們的「阻攔」。他們聯名起草了一份請願書來反對向日本投放原子彈，並希望能夠得到奧本海默以及其他項目科學家的簽字支持。

Szilard: "If we don't act now, they're going to use this thing against Japan. We booked a meeting with Truman, but somebody killed it. You're meeting the secretary of war."

Oppenheimer: "Just because we're building it doesn't mean we get to decide how it's used."

Szilard: "History will judge us, Robert. In Chicago, we put together a petition."

Oppenheimer: "I'm not getting into that. Just tell me your concerns, and I'll relay them."

Szilard: "My concerns? Germany's defeated. Japan's not going to hold out alone."

Oppenheimer: "How could you know that? You got us into this! You and Einstein with your letter to Roosevelt saying we could build a bomb."

Szilard: "Against Germany!"

Oppenheimer: "That's not how weapons manufacture works, Szilard."

Szilard: "Oppie, you have to help!"

Oppenheimer: "Fermi's in the meeting. Lawrence is in the meeting."

(

西拉德：「如果我們現在不采取行動，他們就會向日本使用這個東西。我們預約了和楚門的會面，但被某人取消了。但你會去見戰爭部長。」

奧本海默：「僅僅因為是我們在研制它，並不代表我們就能決定如何使用它。」

西拉德：「歷史會審判我們的，羅伯特。在芝加哥，我們起草了一份請願書。」

奧本海默：「我不想摻和這些。告訴我你的擔憂足以，我會傳達它們的。」

西拉德：「我的擔憂？德國已經被打敗，日本單靠自己撐不了多久。」

奧本海默：「你怎麽就能確定？是你把我們牽扯進來的！是你和愛因斯坦先寫信給羅斯福告訴他我們可以造這個炸彈。」

西拉德：「用來對付德國！」

奧本海默：「西拉德，武器制造可沒這麽簡單。」

西拉德：「小奧，你得幫助我們！」

奧本海默：「費米會參加會議，勞倫斯也會參加會議。」

)

從這段對白可以看出，此時的奧本海默猶如一名不折不扣的政客。他不斷通過各種理由和推辭來向西拉德辯解曼哈頓項目已是一支「離弦之箭」，但就是不坦承自己的立場和態度。直到西拉德說出接下來的這句話——

"They're not you. You're the great salesman of science. You can convince anyone of anything. Even yourself."

(「他們不是你。你是卓越的「科學銷售」。你能說服任何人，甚至你自己。」)

奧本海默試圖反駁，卻短短地猶豫了一下，告辭離開。

也許此時的奧本海默已經開始意識到，身為曼哈頓這個「反應堆」的「總工程師」，自己表現得卻像個給反應循環平添能量的燃料。也許，他是應該像個「科學銷售顧問」一樣嘗試讓這個急速運轉的「機器」稍微「冷靜」一點。

可惜，不論是西拉德還是奧本海默自己，都高估了他的影響力。在接下來「短短」四分鐘的一幕中，諾蘭通過一連串項目高層和政府高層間「冷峻」而又「傲慢」的對話，向觀眾展示了「政治協商」是如何「浮光掠影」般觸及人權道義、文化影響、國際局勢等各方面的考量，最終又落到確保美國「利益最大化」的決策上的。即使奧本海默試圖提起西拉德等人的請願，也迅速被格羅夫斯上將打斷，以轉而強調切割項目里「不夠謹慎」和「不夠忠誠」的科學家的必要性。此時此刻，整個項目猶如逐漸失控的鏈式反應，只有一個前進方向，那就是確保「三位一體」試驗的成功。

如果說諾蘭有一件經久不衰的法寶，那便是一段節奏緊湊、引人入勝的「大劫案（Big Heist）橋段」。從《Inception》，到《The Dark Knight》，到《Interstellar》，再到《Tenet》，諾蘭鏡頭下的「大劫案」不都是字面意思上的「搶劫」，卻總是一夥人通過搖擺於「有序」和「失控」的努力配合，最終成功地實施一個計劃。而到了《Oppenheimer》，觀眾得以再次透過諾蘭的鏡頭，跟隨著洛斯阿拉莫斯沙漠上的科學家們，一起焦急、緊張，而又忐忑不安地逼近世界上第一枚原子彈「小裝置（Gadget）」的引爆。從不作美的暴雨天氣，到臨陣失敗的內爆測試，再到以黑色幽默的形式再度被提起的「末日理論」，似乎一切都在預示著這場「爆炸」面臨的厄運。

但是，他們成功了。奧本海默成功了。

在與奧本海默一起「見證」這個歷史瞬間的同時，觀眾也終於第二次聽到了他那句著名的引用自《薄伽梵歌》的自白^[3]——

"Now I am become death. The destroyer of worlds."

(「現在我成了死神，諸世界的毀滅者。」)

觀眾第一次在《Oppenheimer》中聽到這段經文，是奧本海默在與瓊交歡時的誦讀。但在此刻，是奧本海默在目睹了個人生涯的「頂點之作」，以一種不曾存在於世的威力綻放後的內心獨白。在奧本海默對「自己的造物」迸發出的絢麗圖景感到驚嘆之余，也隱約地察覺到那奪目的火花背後無盡的黑暗與死亡。

洛斯阿拉莫斯之外的整個世界，仍需要等候數天才能領略到名為「原子彈」的威力。但在公元1945年7月16日格林尼治時間11時29分21秒^[8]，一股全新的力量切切實實地降臨到了這個蔚藍色的星球上。它起始於一份被動博弈下的應對之舉，經過不斷加劇的「鏈式反應」，終於在一瞬閃耀與一聲轟鳴之後，綻放為一個「新世界」的「火種」。

比原子彈更可怕的「武器」

這個世界上真的會存在一種「可怕」到讓人類拋棄戰爭的武器嗎？

至少《Oppenheimer》中的奧本海默在目送著軍方運走兩枚原子彈時，依舊是這麽認為的——直到其中一枚名為「小男孩（little Boy）」的原子彈在日本廣島引爆——成為了人類歷史上第一枚被用於戰爭的核武器^[9]。當奧本海默通過廣播和美國人民一同聽到時任美國總統杜魯門（Harry S. Truman）宣布這種新型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在世界上的「首秀」後，他看到，除了幾個與他日夜並肩工作在第一線的科學家和工程師，是整個洛斯阿拉莫斯小鎮沈浸在「勝利的喜悅」中。

而當奧本海默作為曼哈頓項目的總負責人，宣讀著「勝利致辭」時，一幅幅詭異的意象開始湧入他的「世界」。頃刻間，奧本海默仿佛同時置身於歡呼雀躍的禮堂，以及哀嚎遍野的核爆區。此刻，諾蘭通過「心理驚悚片」般的視角語言，向觀眾揭露了「戰爭」一直以來互斥而又共存的兩種本質——「被國家所籠罩的榮耀」與「被生命所咒罵的罪惡」。盡管物理學家不久前才被原子世界難以理解的「量子相幹性」^[10]所震驚；物理學之外，這個世界早已遍布著「自相矛盾」的模樣。

不論多麽可怕的武器，都沒有名為「敵人」的觀念可怕。

核武器，在成為能夠摧毀「全人類」的武器之前，首先是一種可以摧毀「敵人」，或被「敵人」用來摧毀「你自身」的武器。就像「發動侵略」一樣，哪怕使用核武器意味著「負和博弈」，只要「敵我」的關系依舊存在，不論是以「熱戰」還是「冷戰」的形式，戰爭依舊充滿著「吸引力」。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蘇聯和美國的關系迅速由曾經的「盟友」轉變成「敵人」。於是，核武器非但沒有成為警示全人類核戰爭危險性的「信號」，反而成為了點燃敵對國間新一輪軍備競賽的「火種」。

除此之外，奧本海默的另一個誤判，便是以為此時的美國依舊能夠主動兌現羅斯福總統在世時主張的「國際間合作」來幫助制約原子能技術在軍事上的使用。一個國家之所以依舊存在，就是因為相對於「整個世界」，它優先保障了自身所「囊括」的「局部利益」。當國際主義和人道主義在與本國的立場和利益直接沖突時，前者最終總會讓位給後者。

奧本海默終於意識到——再強大的武器，也阻止不了戰爭。「原子彈」沒有做到，「氫彈」也不會做到。

雖然可以像政治家一樣靈活，但奧本海默顯然沒有政治家一般的狡猾。不過，此時的他已經決心通過自己「原子彈之父」的政治形象來影響美國的原子能政策，哪怕在這個過程中自己和親朋好友的生活受到牽連也在所不辭。他甚至開始反對「氫彈計劃」的開展，來阻止更危險的新型核武器進一步加劇美蘇之間劍拔弩張的勢態。然而，當奧本海默還以為自己需要「背負」的懲罰「只是」兩枚落在日本的原子彈時，他沒有意識到，自己「趾高氣揚」而又「目中無人」的處事風格，也終於在多年後讓他得到了「報應」。

憑什麽一個「創造了原子彈」的人，現在又一副「正義凜然」的樣子，仗著自己的影響力來阻撓美國在核武器上保持「領先地位」？從初次見面時的目中無人，到在原子能委員會關於管控放射性同位素的聽證會上的公開羞辱，再到發現蘇聯秘密開展核試驗後對於推進氫彈項目的堅決反對，曾經的「賣鞋人」、後來的美國議員斯特勞斯（Lewis Strauss），對奧本海默的言行「終於」忍無可忍。從加入曼哈頓項目之前的「政治錯誤」，到項目期間的「可疑行為」，再到二戰後反差巨大的「良心發現」......在一場由斯特勞斯精心設計的「非公開聽證會」上，各種「真真假假」的匯報與指控累加在一起，最終葬送了奧本海默繼續參與原子能政策發展的前程。和戰爭一樣，政治迫害也是人類歷史中一直未能擺脫的「牛皮癬」。前者通過「原始」的暴力消滅「敵對」的集體，後者利用「文明」的規則消除「敵對」的個體。奧本海默曾經參與了前者，如今承受了後者。

其實，排除開奧本海默和斯特勞斯的私人恩怨，兩個人都是在以自己的「方式」和去推動美國原子能安全的發展。斯特勞斯試圖保障美國的利益，奧本海默試圖維持美國與國際間在原子能發展上的平衡。在斯特勞斯的回憶中，當艾森豪威爾（Dwight D. Eisenhower）取代杜魯門成為新的美國總統後，奧本海默為了遊說「新政府」進行了一場宣講。這是《Oppenheimer》中唯一場兩人同台卻沒「互相傷害」的戲。奧本海默將美國和蘇聯比作困在一個瓶子里的兩只蠍子，彼此都有「將對方置於死地」的能力，但這麽做也會同時面臨「自取滅亡」的風險。奧本海默與斯特勞斯之間的關系又何嘗不是如此呢？只不過，一個人在明處，一個人在暗處。

"Amateurs seek the sun... get eaten. Power stays in the shadow."

(「外行追逐太陽，被吞噬。權力，藏於陰影之中。」)

但當斯特勞斯走出陰影的那一刻起，他也走向了自己政治生涯的終點。也許，奧本海默並沒有狡猾陰險到足以與斯特勞斯一同被比作成蠍子。也許，奧本海默不過是一只止不住嘴的「聒噪青蛙」。但「敵我」心態的可怕之處就在於——「你」在意的不是「敵人」如何看待自己，而是「你」如何看待「敵人」。而斯特勞斯，從被稱作為一個「卑微的賣鞋人（lowly shoe salesman）」時起，「將奧本海默視為敵人」的種子，就已經悄然被埋在了他的心里。

於是，在幾乎整整五年後的提名聽證會上，當物理學家希爾（David L. Hill）終於將斯特勞斯對奧本海默進行的報覆行為「公之於眾」時，泰然自若了近乎整部電影的斯特勞斯終於惱羞成怒，開始破口大罵在他眼里的那個「自我陶醉又盡顯虛偽」的「原子彈之父」——

"Oppenheimer wanted to own the atomic bomb. He wanted to be the man who moved the Earth. He talks about putting the nuclear genie back in the bottle. Well, I'm here to tell you that I know J. Robert Oppenheimer, and if he could do it all over, he'd do it all the same! You know he's never once said that he regrets Hiroshima? He'd do it all over! Why? Because it made him the most important man who ever lived. It was all part of his plan. He wanted the glorious, insincere guilt of the self-important to wear like a fucking crown. Say, 'No, we cannot go down this road,' even as he knew we'd have to!"

(「奧本海默想要代表原子彈，他想要成為那個撼天動地的人。他說什麽想要把原子彈這個精靈放回關著它的神燈。我告訴你，我非常清楚J·羅伯特·奧本海默，只要有機會，他依舊會去做完全一樣的事！你知不知道，他可從來沒有說過他對廣島的不幸感到後悔！回到當初，他依舊會做出相同的事！為什麽？因為這樣他才能成為這個世界上最重要的人。這全都是他計劃的一部分。他希望能夠自我沈醉於那既榮耀又愧疚的感覺，把它當成他媽的皇冠一樣戴在頭上！然後一臉無辜地說，『哦不，我們不能這麽做下去』，盡管他非常清楚我們不得不那麽做！」)

諾蘭的電影往往會涉及有關「時間」這一概念的討論，而一個不斷出現的主題便是「跨越時空的人類情感」。在《Interstellar》中，觀眾見證了跨越時空的親情；在《Tenet》中，觀眾領略了跨越時空的友誼；而在《Oppenheimer》中，觀眾感受到了跨越時空的怨恨。通過反覆切換於休息室內斯特勞斯的控訴和非公開聽證會上「顧問」羅博（Roger Robb）的審問這兩個場景，「咆哮」的羅博仿佛化身斯特勞斯的「恩怨代理人」，將「未來的斯特勞斯」來對於「過去的奧本海默」的全部積怨「當面」宣泄出來。諷刺的是，從影片一開始到這一刻為止，觀眾「見證」了不同時間點奧本海默周圍的人對他的各種評價。但給予他最嚴厲「批判」的人，卻是相處有限、充滿了一廂情願式仇恨的斯特勞斯。

有時候，一份表面看起來「犀利」的評價並不意味著一份「真誠」或「理性」的評價。斯特勞斯的歇斯底里，讓我們看到了一個小小的認知偏差，對於一個人的評價體系能產生多麽嚴重的影響。而他對於奧本海默狹隘的認知，也再一次印證了，屈服於「敵我」意識的思維模式，足以污染對於任何細小行為的判斷。

但換個角度想想，假設我們不了解斯特勞斯的「偏見」，也沒有跟隨諾蘭的鏡頭「見證」奧本海默從「天才科學家」被封為「原子彈之父」，再被貶為「一介草民」的過程，斯特勞斯的「控訴」何嘗不是一份對於奧本海默「可能成立」的評價？盡管《Oppenheimer》的劇情和橋段是基於真實的歷史記錄，但說到底，它是對於奧本海默這個歷史人物的「演繹」，而非「還原」。相比於斯特勞斯眼中的「奧本海默」，我們又有多少把握克里斯托弗·諾蘭的鏡頭下，由基利安·墨菲詮釋的「奧本海默」更接近歷史上「真實」的奧本海默呢？

比起回答這個問題，我們也許應該優先思考一個更根本的問題——一個歷史人物的「全貌」究竟能否被觸及？

從「奧本海默」之內，到「奧本海默」之外

徹底還原一個歷史人物的「全貌」真可以實現嗎？

確實，通過不斷地調查和研究，我們可以找到殘存的線索與記錄。但挖掘出的「事實」真的總能導向「唯一且確鑿」的「結論」嗎？退一步講，且不論這些事實的自洽性和充足性，不同人對於同一事實還是可以產生不同的「推斷」。當歷史人物的人生軌跡與他所處的時代背景產生各種聯系時，我們又怎能通過「外在」的線索區分他們的行為背後的「內在動機」與「外部影響」，將這些人物的「模樣」從他們所處的覆雜環境中「勾勒」出來呢？量子力學指出，當一個（覆合）量子系統內各部分相互糾纏時，我們無法完全了解每個部分「自身」的信息，僅僅是整個系統的信息^[10]。仿佛各個部分間的糾纏，為它們蒙上了一層「面紗」，讓我們看不清它們各自的「模樣」。當一個歷史人物與他所處的「環境」產生類似於「糾纏」的聯系時，我們是否也會面臨相似的難題？

沒有「完備」的「觀測數據」，我們便很難給予研究的對象一個「準確評價」。但即使「人如奧本海默」，依舊在歷史上得到了各種各樣的「評價」——既有嚴肅的史學研究，也有政治化的政府表態。當我們追求「絕對評價」的前提——「完備的數據」時，我們其實忽視了「評價」這一行為本身的「矛盾性」。

Einstein: "You once held a reception for me in Berkeley. You gave me the award, hmm?"

Oppenheimer: "Yes."

Einstein: "You all thought that I had lost the ability to understand what I'd started. So, the award really wasn't for me. It was for all of you, hmm?"

(

愛因斯坦：「你曾經為我主持過一個頒獎典禮。你頒給了我一個獎，對吧？」

奧本海默：「對。」

愛因斯坦：「你們都覺得當時的我已經失去了理解我所開啟的物理新時代的能力。所以，這個獎其實並不是頒給我的，而是給你們的。對吧？」

)

斯特勞斯的「反面例子」展現了「評價者」的個人偏見對於「評價」結果的可怕影響。但在《Oppenheimer》的結尾，諾蘭通過愛因斯坦的話進一步點出——「評價」本就可「淪為」一種為達成與評價對象無關的「目的」的「手段」，從而使得這一行為的意義脫離它的「原始內涵」——對於那個對象進行價值判斷。不論評價是否偏離它的「初衷」，評價在實現過程中都會不可避免地引入評價者的影響。這就是評價「矛盾」的本質——「體現評價對象價值」與「反應評價者自身意識」的對立統一。

不論獲取的事實和證據是多麽的客觀和全面，只要我們是在「評價」而非「描述」，彼此不同的我們便永遠無法觸及「絕對統一的評價」。

那麽作為一種始於人物刻畫、止於人物評價的視聽媒介，傳記電影的意義究竟何在？這是本篇評析一開始便拋出的問題，現在我們終於要一同面對。作為一種戲劇化的文藝作品形式，傳記電影無法對了解歷史人物及其所處環境提供「絕對的參考」；而「評價」自身的矛盾性，更讓傳記電影在根本上無法為「評價歷史人物」提供「絕對的共識」。難道我們觀看傳記電影，就是為了滿足「體驗歷史人物同人作品」的「獵奇心」嗎？

一定程度上，傳記電影的確可以被「簡化」為一部「基於某個歷史人物的同人作品」。但更確切一些，《Oppenheimer》的劇情特征應當被概括為「通過編排將真實的歷史人物和事件與虛構的對話和情節將結合的戲劇化故事」。事實上，在文學媒介中，具備這種風格的體裁已經誕生，而它的名稱同樣凸顯了「矛盾」的意味——紀實文學（non-fiction novel）^[11]。在紀實文學中，源自真實歷史的「片段」並非僅供參考的「故事背景」或「創意要素」，而是在故事中與虛構部分彼此相融的重要構成。

既然是一部「非真實」的「小說（novel）」，為何還要刻意與「事實」產生「糾纏」？我們不妨以《Oppenheimer》為例來一窺這又一個看起來「矛盾」的意義。

《Oppenheimer》的主線劇情貫穿了奧本海默一生中最關鍵的三個階段，從開始物理學研究到加入曼哈頓項目，從主導原子彈研制到成為「原子彈之父」，從成為原子能代言人到無權涉及國家安全工作。一方面，這樣的劇情安排確實有助於達成一個立體的人物側寫，體現了這部影片是在「聚焦奧本海默」。但另一方面，影片中圍繞著斯特勞斯的「黑白世界」，似乎又體現了對於奧本海默視角下的「彩色世界」的一種「補完」。其實，如果觀眾細心留意就會發現，兩人的視角對於同一件事的敘述並不總是互相補足，有時甚至會互相沖突。那麽，究竟誰才是「不可靠的敘述者（unreliable narrator）^[12]」？

當影片終於展現了彩色世界中的奧本海默內心恐慌的具象化，又揭露了黑白世界中的斯特勞斯對於奧本海默的扭曲仇恨後，原本彼此矛盾的視角敘事便被賦予了新的涵義——真相無法通過一個視角還原，因為單一視角下的「世界」總是不可靠的。

除了敘事畫面上「真真假假」的反差；《Oppenheimer》中角色互動橋段的「藝術化」台詞也與它們對應的真實歷史事件產生了鮮明的反差。影片中絕大多數人物的台詞仿佛優雅的「寓言」，時而暗示奧本海默隨後面臨的挑戰和掙紮，時而暗喻「研制原子彈」這一「鏈式反應」背後的黑暗和教訓。這些台詞猶如「活躍的中子」一般在角色之間被「釋放和吸收」，傳遞著它們所攜帶的超越了文字本身的「能量」。有些台詞甚至會「活躍」到從不同角色的口中被反覆「激發」出來。最典型的例子莫過於這句最先由勞倫斯說出口，之後卻被奧本海默掛在嘴邊的話——

"Theory will take you only so far."

(「理論只能帶你走到這里。」)

這些「充滿巧合」的角色之言，既是《Oppenheimer》兼具「真實性」與「非真實性」的提示，也是諾蘭用來加強影片整體「寓言性」的手法。回顧本篇文章到此的評析就可以發現——盡管影片的敘事以奧本海默個人的視角為出發點，卻並未「止於」奧本海默的這個人物。每一個本文從《Oppenheimer》中解析出的潛在「議題」，皆非束縛於奧本海默的「評價」，而是借由他「孕育」出的，不僅僅之於他，也之於他周圍的人乃至整個環境的反思。諾蘭鏡頭下、基利安飾演的「奧本海默」並非試圖逼近本尊的「仿制品」，而是為了去反思「核武器的誕生」這一歷史事件而精心設計的、鮮活而又精密的「人性裝置」。

沒錯，不論一部作品看起來多麽像一份「角色研究（Character Study）」，聚焦的角色依舊可以是一個「工具」。這個工具的作用往往是一個「人格模擬器」，但就《Oppenheimer》而言，它也可以是一個「寓言探測器」。當一個歷史人物與他所處的歷史環境產生強烈的「糾纏」時，我們很難去單獨「定義」他。但若反過來利用這份「糾纏」，導演則可以抒寫一個以該人物為出發點，既包含了他也包含了他所處的歷史環境的寓言故事。這樣一來，「刻畫人物」便與「演繹寓言」產生了關聯。越是深入地刻畫歷史上的奧本海默，觀眾就越能貼近影片展現的「奧本海默」；觀眾越是貼近這個「非真實」的「奧本海默」，他們就越能接近影片整體所蘊含的「歷史寓言」。

在我看來，《Oppenheimer》正是克里斯托弗·諾蘭對於「傳記電影之意義」這個命題的答案——一個以人物驅動、卻不局限於「評價人物」的「非虛構文學式」的歷史寓言。他用「藝術加工」去彌補「人物還原」的不完備，用「人性研究」去替換「人物評價」的不可解。從深入奧本海默這個歷史人物個體的探索，延伸到對於人類科學與政治活動整體的反思。

當然，作為欣賞影片的觀眾，我們依然可以著眼於角色的還原性以及對於歷史人物的價值判斷。事實上，恰恰因為《Oppenheimer》對於「評價」的「放手」，它給予了觀眾更自由的解讀與討論空間——傳記電影不再必須是企圖響亮地喊出「某一種評價聲音」的「喇叭筒」，反而成為了促進交流的「火種」。而「超越人物本身」的落腳點，更讓《Oppenheimer》為理解傳記電影提供了一個新的維度——我們「可以」從歷史中吸取教訓的同時不糾結於某些「細節」與「現實」的連結——就像我們看待寓言故事一樣。

燼

確實，《Oppenheimer》無法幫助我們給予奧本海默「更絕對」的評價。但諾蘭卻通過他的設計，巧妙地在這部「傳記電影」之中隱藏了一枚「更終極」的「彈頭」。《Oppenheimer》開始的剎那間，這枚彈頭便被發射。在長達三個小時的影片中，它被許許多多構成影片的「中子」撞擊加速。有些「中子」足以在觀眾初次欣賞時便留下耀眼的火花——從演員們對於歷史人物精湛的演繹，到充滿沈浸感和私密感的攝影，到猶如懸疑片和心理驚悚片的剪輯，再到將氛圍與情緒烘托得恰到好處的配樂。也有一些「中子」，它們看似毫無作用的「副產物」......但不要忽視它們的存在，因為它們同樣對那枚彈頭起到不可磨滅的「推動」作用。

當影片的結尾終於揭曉諾蘭對於奧本海默和愛因斯坦對話的「幻想」，那枚彈頭也在所有「中子」的「作用」下落到了我們的「眼前」。剎那間，我們仿佛和這位「虛假」的奧本海默一樣「真切」地感受到了世界毀滅時的熾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