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03-10发表2024-03-11更新言之有戏1 小时读完 (大约14422个字)

点燃世界的中子——《Oppenheimer》评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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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记电影应该是什么样的？

从1900年的《Joan of Arc》（也有一说是1895年的《Execution of Mary Queen of Scots》）开始，以剧情片形式呈现的“传记电影”便出现在了荧幕上^[1]。从君主（《The Last Emperor》）到战士（《Braveheart》），从政治领袖（《Lincoln》）到政治活动家（《Malcolm X》），从音乐大师（《Amadeus》）到钢琴家（《The Pianist》），从战争时期企业家（《Schindler's List》）到信息时代创始人（《The Social Network》）......到目前为止，传记电影的历史已经有至少120年了。虽然传记电影关注的人物覆盖了人类历史宏潮的各种身份，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比起那些直接参与到政治、经济、文化等活动的“非科学人物”，从事学术工作的“科研者”并非最受关注的改编对象。

然而，自21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科学人物”的生平事迹被改编成了电影。这些电影不仅在业界获得了的褒奖，甚至在商业上取得了成功。从2001年的《A Beautiful Mind》，到2004年的《Agora》，到2010年的《Temple Grandin》，再到2014年的《The Imitation Game》和《The Theory of Everything》......而2023年首映的，由克里斯托弗·诺兰改编自传记《American Prometheus》并指导的《Oppenheimer》，再一次展现了聚焦科学人物的传记电影的巨大潜力。

但《Oppenheimer》真的算一部关于“科研者”的传记电影吗？尽管与图灵（Alan Turing）一样，奥本海默最受瞩目的工作之一“研制原子弹”也是在战争时期完成的。但图灵在他短暂的生命中，一直以科学家的身份自居。反观奥本海默，在二战后他便致力于利用自己政治——而非学术——上的影响力来控制原子能和核武器在国际间的传播与扩散。

从学术天才到武器研发负责人，从成为科学家明星到置身原子能政治漩涡，奥本海默的一生跨越了“科学人物”和“非科学人物”的两种身份。面对这样一个具有两个“侧面”的人物，诺兰通过“传记电影”给出的答案究竟是什么？作为生活在原子能时代的“幸存者”，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他“创作”的《Oppenheimer》？这两个问题，既是观影后我不断思考的问题，也是促使我最终完成这篇评析的动力。

扔得掉的毒苹果，摆脱不掉的“巨星引力”

天才与普通人究竟哪里不同？

诸多文艺作品在展现天才的“非凡性”时，往往会关注他们在性格或生活上与众不同的地方。奥本海默师从量子力学奠基人之一玻恩（Max Born），博士期间便提出了包括玻恩—奥本海默近似^[2]在内的诸多重要理论；而他于23岁博士毕业后，又花费了很短的时间就掌握了教授量子力学所必需的荷兰语，前去莱顿大学讲课^[3]......这些早年的经历足以使奥本海默被看作科学研究上的“天才”。

然而，诺兰镜头下的奥本海默，虽在理性思维和智力层面超越常人，却在感性情绪和精神层面承受着与“凡人”并无二致的困扰。甚至有时，他还会犯下比一般人更鲁莽的错误。在《Oppenheimer》的开始，观众就看到了奥本海默在异国他乡留学时感受到的孤独与思乡情结，并目睹了他差点酿成大祸的一时冲动。当自己被在剑桥时的导师布莱克特（Patrick Blackett）“区别对待”后，奥本海默给莱克特的苹果下了毒。但直到第二天清晨，他才后悔，急忙赶回教室销毁毒苹果。而也正是这份“悔改”，让他巧遇另一位量子力学的奠基人，玻尔（Niels Bohr）。在影片中，正是因为玻尔的建议，奥本海默得以提前“摆脱”剑桥，前往哥廷根大学师从玻恩。

在这里，诺兰借玻尔之口向观众抛出了第一句在《Oppenheimer》中会多次出现的台词——

"You can lift the stone without being ready for the snake that's revealed."

(“你能够掀起一块石头，哪怕你还未准备好面对那块石头下面的蛇。”)

这句话既是玻尔对于奥本海默日后的“重大发明”一种元叙事上的“预言”，也是他对于奥本海默在“科学研究”上个人潜力的一种认可。那么抛开诺兰在台词上埋下的“文字游戏”，就玻尔这个历史人物本身而言，为什么他可以在当时主张如此“不惧后果”的观点呢？这其实就要联系到玻尔作为经典物理体系坍塌的“见证者”和现代物理体系重建的“推动者”这两重的历史身份。

从普朗克（Max Karl Planck）对于“紫外灾难”的能量量子化处理出发，近代物理发展中的一朵“乌云”^[4]，在玻恩、玻尔、薛定谔、德布罗意、爱因斯坦、海森堡等人的“观测”下，衍生出一个个“诡异”的量子定律，最终摧毁了经过几百年建立起来的物理理论根基。最终，新的“物理大厦”重新建成，但代价却是——那个曾经连续的、可被无限分解和精确化的经典物理观被离散的、带有纠缠和不确定性的量子物理观所取代。“经典物理”从原本的“根本真理”被降格为宏观领域的“局域规律”。

但对于科学家而言，不论“新的现象”比起“旧的假象”看起来多么的怪诞、晦涩、甚至不可理喻，它终究代表的是一种“进步”——一种逼近“真理”的进步。正如玻尔通过“不要告诉上帝该做什么”来批判爱因斯坦“上帝不掷骰子”的言论^[5]，科学家秉承的是去更加准确地“描述”自然，而非去“评价”自然。这便可以理解为什么玻尔会鼓励奥本海默“勇敢”地去“掀石头”——经历了“量子暴风雨”洗礼的他，不怕奥本海默会发现什么“蟒蛇”。即使它们再吓人，也是物理学前进道路上必须面对的挑战。

然而，玻尔万万没有意料到的是，奥本海默将来会掀起的那块名为“原子弹”的石头，放出来的并非一条“仅仅”会吓住科学界的巨蛇，而是一股会打开新的世界政治格局的“火种”。而不同于科学一如既往地忠于“描述自然”，政治向来都是试图通过输出价值理念来“改变世界”。玻尔对于奥本海默的评价成功地预测了奥本海默有如普罗米修斯般“盗火”的“力量”，但却低估了他因此开启的“新世界”的“疯狂”。

如果说与玻尔的相遇奠定了奥本海默成为“原子弹之父”的“力量”的话，那么奥本海默与他生命中的另一位关键人物琼（Jean Tatlock）的情感纠葛，则暗示了他在拥抱“战争英雄”的称谓后又迅速坠入“世界毁灭者”的深渊，这一“突兀转变”背后的“矛盾性”。

在《Oppenheimer》中，奥本海默与琼的偶遇发生在他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时女房东举办的社交晚会上。在这里他首先结识了日后的挚友，也是影片之后逐渐浮出水面的“切瓦利埃事件”的主要涉事人，切瓦利埃（Haakon Chevalier）。此时的奥本海默依旧还在从事“抽象”的理论物理研究——恒星生命末期的演化预测。但显然，他已经开始对自己身为“科学家”，无法在这个风云变化的时代对世界产生直接推动作用而感到烦恼，尽管他依旧对“美国共产党”的活动和主张持保留态度。谈话间，琼出现在了他的眼前。

Oppenheimer: "I'm committed to thinking freely about how to improve our world. Why limit yourself to one dogma?"

Jean: "You're a physicist. You pick and choose rules? Or do you use the discipline to channel your energies into progress?"

Oppenheimer: "I like a little wiggle room."

(

奥本海默：“我愿意自由地去思考改进我们世界的方法。为何要将你束缚于一种教条理论？”

琼：“你是一名科学家。你难道可以挑选规则吗？还是说你会利用规则的约束将自己的能量转化为实质性的变革？”

奥本海默：“我喜欢拥有一点灵活的空间。”

)

两个人的第一次对话，虽然激发出了浪漫的火花，但也带着不小的火药味。在琼看来，眼前这位长着一双清澈蓝眼睛的物理学家有些过于“随心所欲”了。很显然，在意识形态上，奥本海默和琼其实是背道而驰的。琼在对于“真理”的追求上和很多知识分子一样是一个绝对主义者，而奥本海默则是一个相对主义者。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奥本海默能够快速地接受量子力学这样颠覆性的物理理论；也解释了为什么身为一个“科学家”，奥本海默却可以对于新的思想既非“全盘接受”又非“全盘否定”，而是持有一份“若即若离”的态度。更进一步，这甚至可以解释为什么奥本海默不和琼共享一致的价值观，却依旧被她吸引。根据真实的历史记载，奥本海默曾两次向琼求婚，均遭拒绝^[3]。但与基蒂（Katherine Oppenheimer）结婚后，他依旧与琼秘密交往。

那么，这是否代表奥本海默是一个没有道德立场的人呢？这样的结论显然也不够准确。在与琼的初次交合之夜，奥本海默便向她吐露自己因为曾经的“下毒行为”而苦恼。其实，如果我们留意影片呈现的“案发经过”就会发现，奥本海默下毒后并没有心生“悔意”，直到他脑海中产生“无辜马儿啃食苹果”的意象。受到羞辱和打压就会“报复反击”，一旦“牵连无辜”又要“悬崖勒马”。似乎，奥本海默的内心深处其实是有一杆“秤”的——一份并不依托于繁复哲学或政治理论的朴素道德观。

奥本海默无所顾忌的“冲劲”与他那后知后觉的“坦诚”共同形成了一个看似矛盾实则统一的人格内核。这样“前后不一”的性格特点其实并没有那么独特，毕竟许多人都有因为冲动而后悔的经历。但当它显现在一个拥有极强才能和行动力的“天才”身上时，该个体的“不确定性”便成倍地增加了。也许正如琼所说，奥本海默的“灵魂”并没有那么复杂，但他与别人互动时“变幻莫测”的表现，或主动或被动地，呈现出了一个“复杂”的形象。

半个小时，一个苹果与两段互动，诺兰便为观众展现了奥本海默在成为20世纪最重要影响力之一前的侧写（profiling）——一个对于自身矛盾性还不够自知，但充满了才能与抱负的天才科学家。

但正如量子物理所预言，持续的核裂变光靠一个活跃的中子去激发“笨重”的铀原子是远远不够的。只有每次铀裂变后产生的新中子都继续参与到反应中，一个持续加剧的“链式反应”才会诞生。确实，仅凭奥本海默一个人，远远不足以建造出原子弹这个20世纪最可怕也最重要的发明之一。但从他以总负责人的身份加入“曼哈顿项目（Manhattan Project）”的那一刻起，他便成为了“引爆”美国核武器发展的一个“中子”，也成为了20世纪逐渐失控的核武器军备竞赛中无法被忽视的一环。再强大的恒星，也有被自身引力拖垮的那一天；再活跃的“中子”，也不过是链式反应中的一个“催化剂”。

Chevalier: "Do stars die?"

Oppenheimer: "Well, if they do, they cool, then collapse. In fact, the bigger the star, the more violent its demise. Their gravity gets so concentrated, it swallows everything."

(

切瓦利埃：“星星会凋亡？”

奥本海默：“嗯，如果它会凋亡，它们会先变冷，然后再塌缩。事实上，越巨大的星星，它的消亡越残暴。它自身的引力强烈到足以吞噬周围的一切。”

)

从无法躲避的博弈到无法停止的链式反应

如果你的“敌人”可能制造出一种强大到能完全摧毁你的炸弹，你该怎么办？

当二十世纪初科学界的大部分物理学家都还沉浸在“分裂原子”这一理论成为现实的兴奋中时，一小部分人已经开始对它在“非科学界”的潜在影响感到担忧。很快，一份由曾提出过“链式核反应”理论的犹太裔物理学家西拉德（Leo Szilard），以及20世纪初最知名、且同为犹太裔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联名的信件，被寄给了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这封信向罗斯福阐述了纳粹德国研制一种基于“链式核反应”的新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可能。这一刻，二十世纪诞生的“量子物理”与“世界大战”产生了交汇。

战争，作为国际关系中最为激烈的一种表现形式，是否属于一种零和博弈^[6]，是学术界讨论的话题之一。但如果我们不去考虑战争结果的长远影响，而将关注点聚焦到冲突进行中的“战时格局”，有一件事是毋庸置疑的。战争活动短期且最直接的目的——对于领土、财产、生命等资源的掠夺，符合“零和博弈”的一个基本性质——非合作式竞争。换句话说，战争中一方的夺取“等同于”另一方的损失。事实上，如果我们关注战争过程对于系统（即双方共有）总资源的直接影响，我们甚至可以将战争视为一种“负和博弈”。但可悲的是，这并不会阻止企图通过战争获取利益的一方产生这样的想法——

只要“我自身”能够获取的利益超过“我自身”所牺牲的代价，“我”又凭什么去在意“整个系统”的损失呢？

只要发起战争的势力持有上述的想法，波及的其他势力就会自动被卷入一场无法合作的“被动博弈”。这种缺乏“全局观念”的“利己主义”，正是经历了上千年发展的人类文明至今依旧摆脱不了战争这种残暴行为的原因之一。当整个世界目睹了法西斯主义控制下的纳粹轴心国疯狂的侵略与扩张后，在标榜“自由与平等”的美利坚合众国内，有关“是否研制核武器”的疑虑很快便转变成了“必须研发核武器”的政治决策。

讽刺的是，政治主张往往是催生运动乃至纷争（战争）的导火索，却也是阻止它们“高效”运转的“绊脚石”。我们在《Oppenheimer》中看到，日后成为“原子弹之父”的奥本海默，因为早年与美国共产党员的来往，以及“不安分”的性格，其实一开始并不在曼哈顿项目负责人的人选之中。他的同事兼好友之一，劳伦斯（Ernest Lawrence）不得不“暗示”他政治立场在这个国家项目上的“关键性”。在意识到自己与美国共产势力“有所来往”的严重性后，奥本海默迅速撇清了自己与相关组织和成员的关系，最终才“说服”了上校（随后晋升为上将）格罗夫斯（Leslie Groves），正式成为了项目的“第一人”。

为了当上项目负责人而迅速调整政治活动的行为，让此时的奥本海默看起来比起一个“死板”的科学家已然更像一个“灵活”的政客。然而，如此“务实”的变通之下，政治正确并不是他的追求，只是他达成目的的手段。不论是希特勒的反犹太主义，还是美国保守派对国际共产主义的提防，奥本海默同样厌恶。只不过，此时此刻的他，希望能够加入曼哈顿项目这个“公开的秘密”，帮助美国赶在纳粹之前造出原子弹。

Oppenheimer: "Our one hope is that Hitler is so, so blinded by hate, that he's denied Heisenberg proper resources, because it'll take vast resources. Our nation's best scientists, working together. Right now, they're scattered."

Groves: "Which gives us compartmentalization."

Oppenheimer: "All minds have to see the whole task to contribute efficiently. Poor security may cost us the race. Inefficiency will. The Germans know more than us anyway."

Groves: "The Russians don't."

Oppenheimer: "Remind me, who are we at war with?"

(

奥本海默：“我们唯一的希望在于希特勒极为盲目的仇恨，会让他拒绝海森堡为首的合理资源，而他们必然会需要大量的资源。我国最优秀的科学家们必需在一起努力，现在他们依旧四散各处。”

格罗夫斯：“但这给了我们区域化的管理。”

奧本海默：“所有人的头脑必须都看得到整个计划的蓝图才能高效地运转。薄弱的安保可能会让我们输掉这场竞赛，但低效则一定会。德国人本来就已经在我们前面了。”

格罗夫斯：“俄国人可没有。”

奧本海默：“你能提醒我一下，我们究竟是在和谁打仗吗？”

)

奥本海默“去政治化”的态度，随后也成为了他推进曼哈顿项目时的主要方针之一。一方面，他尽可能地改善由他直接管辖的洛斯阿拉莫斯（Los Alamos）地区的环境以保障项目内科学家及其家属的工作和生活状态。另一方面，奥本海默对于他的“同事”和“下属”也给予了很大的理解和体量，哪怕他们与自己的观点相左。

在《Oppenheimer》中，与奥本海默同屏时间相对较长的角色，都是在他开展曼哈顿项目之前便已结识的朋友或同事，唯独物理学家泰勒（Edward Teller）。泰勒在历史上被称为“氢弹之父”^[7]，而他有关利用氢的同位素氘（和氚）来引发“核聚变”的想法正是他参与曼哈顿项目时形成的。在影片中，观众可以看到泰勒是奥本海默招募的科学家中性格最为直率的一位，他面对奥本海默时完全不顾及他们“上下属”的关系。但奥本海默并没有因此去打压他，甚至在泰勒因为无法研究核聚变而萌生退意时，主动挽留他，并批准他在洛斯阿拉莫斯专心从事自己感兴趣的理论研究——尽管这项研究日后会演变成奥本海默极力希望阻止的“氢弹项目”。

某种程度上，在整个曼哈顿项目中，奥本海默确实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总指挥”。他一方面具备参与讨论技术细节的能力，另一方面又在技术之外的各个环节决策管理。他对于自己的同事和朋友——这些“知识分子”的保护和包容，让这个处于军事高压管理下的、名为“曼哈顿项目”的“反应堆”依旧得以高效运转。但与此同时，他“纵容式”的管理也让这个项目积累了足以被有心之人大做文章的种种“破绽”。当然，这些“问题”，要等到他达到“人生的顶峰”后才会浮现“作祟”。

在曼哈顿项目进行中，奥本海默遇到了大大小小的许多难题，但《Oppenheimer》主要描绘了三个来自不同方面的难题。首先是来自于“科学”的担忧——泰勒计算得出的“原子弹摧毁大气层”的末日理论；其次是来自于“情谊”的纠葛——琼对于奥本海默的思念以及好友切瓦利埃潜在的“叛国”行为；最后是来自于“政治”与“道德”的裹挟——纳粹德国的“提前”投降与项目科学家们的“踌躇”。

面对第一个困境时，同样参与曼哈顿项目的物理学家贝特（Hans Bethe）通过更精确的计算发现泰勒的末日理论“只是”一个可能性“接近于零”的“隐患”。得知了结果后的奥本海默最终决定“不予理会”。面对第二个困境时，奥本海默一开始试图通过隐瞒或沉默来“保护”这些人，但最终都已失败告终——“切瓦利埃”的名字最终还是被他上报，而之前已“断绝关系”的琼也“离奇自尽”。而第三个困境，则是自曼哈顿项目开展之后，“最有可能”使原子弹“夭折”的“意外”。在《Oppenheimer》中，奥本海默发现了曼哈顿项目人员自发组织的有关原子弹意义的研讨会后，他在会上第一次表露了自己的态度。

Some staff: "But how do we justify using this weapon on human beings?"

Oppenheimer: "We're theorists, yes? We imagine a future, and our imaginings horrify us. They won't fear it until they understand it, and they won't understand it until they've used it. When the world learns the terrible secret of Los Alamos, our work here will ensure a peace mankind has never seen. A peace based on the kind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that Roosevelt always envisaged."

(

某个员工：“但是我们又该如何正当化对人类使用这个武器？”

奥本海默：“我们是理论家，对吧？我们能够想象未来，而我们的想象让我们感到恐惧。但他们如果不理解原子弹的可怕，就无法像我们一样感到恐惧。而他们如果不使用原子弹，他们就不会理解它的可怕。当整个世界都知晓洛斯阿拉莫斯的可怕秘密后，我们的工作才能确保人类一个前所未见的和平。一个罗斯福一直设想的，建立在国际间合作上的和平。”

)

奥本海默的这段回应背后有三层逻辑。一，原子弹存在的世界确实可能走向非常恐怖未来，“我们”须要避免这种可能性的实现。二，要想避免这样的可能性，“我们”必须公开展示原子弹的破坏性，让人们理解它的恐怖。三，在此基础上，基于国际间的合作，“我们”将达到史无前例的和平时代。

这三条逻辑看似环环相扣，但它们的背后其实还有一条更根本的逻辑——

"Theory will take you only so far."

(“理论只能带你走到这里。”)

此时的奥本海默似乎确信，必须通过一场“惨烈的实验”才能将“原子能时代”的未来引向“正确”的“轨道”。为此，他忽视了那可能性近乎于零却足以毁灭世界的“阴霾”，他抛下了自己眷恋的情人和愧对的朋友。现在，他唯一再需“牺牲”的，就是两座敌对国城市及其几十万居民的生命。

内爆透镜（Implosion lens）在进行着最后的调试，试爆时间基本敲定，名为“三位一体（Trinity）”的项目代号被确立，甚至连奥本海默的前美国共产党党员弟弟也被格罗夫斯上将批准前来协助。然而，就在这个万事俱备之际，奥本海默遭到了由西拉德牵头，洛斯阿拉莫斯地区之外的项目科学家们的“阻拦”。他们联名起草了一份请愿书来反对向日本投放原子弹，并希望能够得到奥本海默以及其他项目科学家的签字支持。

Szilard: "If we don't act now, they're going to use this thing against Japan. We booked a meeting with Truman, but somebody killed it. You're meeting the secretary of war."

Oppenheimer: "Just because we're building it doesn't mean we get to decide how it's used."

Szilard: "History will judge us, Robert. In Chicago, we put together a petition."

Oppenheimer: "I'm not getting into that. Just tell me your concerns, and I'll relay them."

Szilard: "My concerns? Germany's defeated. Japan's not going to hold out alone."

Oppenheimer: "How could you know that? You got us into this! You and Einstein with your letter to Roosevelt saying we could build a bomb."

Szilard: "Against Germany!"

Oppenheimer: "That's not how weapons manufacture works, Szilard."

Szilard: "Oppie, you have to help!"

Oppenheimer: "Fermi's in the meeting. Lawrence is in the meeting."

(

西拉德：“如果我们现在不采取行动，他们就会向日本使用这个东西。我们预约了和楚门的会面，但被某人取消了。但你会去见战争部长。”

奥本海默：“仅仅因为是我们在研制它，并不代表我们就能决定如何使用它。”

西拉德：“历史会审判我们的，罗伯特。在芝加哥，我们起草了一份请愿书。”

奥本海默：“我不想掺和这些。告诉我你的担忧足以，我会传达它们的。”

西拉德：“我的担忧？德国已经被打败，日本单靠自己撑不了多久。”

奥本海默：“你怎么就能确定？是你把我们牵扯进来的！是你和爱因斯坦先写信给罗斯福告诉他我们可以造这个炸弹。”

西拉德：“用来对付德国！”

奥本海默：“西拉德，武器制造可没这么简单。”

西拉德：“小奥，你得帮助我们！”

奥本海默：“费米会参加会议，劳伦斯也会参加会议。”

)

从这段对白可以看出，此时的奥本海默犹如一名不折不扣的政客。他不断通过各种理由和推辞来向西拉德辩解曼哈顿项目已是一支“离弦之箭”，但就是不坦承自己的立场和态度。直到西拉德说出接下来的这句话——

"They're not you. You're the great salesman of science. You can convince anyone of anything. Even yourself."

(“他们不是你。你是卓越的“科学销售”。你能说服任何人，甚至你自己。”)

奥本海默试图反驳，却短短地犹豫了一下，告辞离开。

也许此时的奥本海默已经开始意识到，身为曼哈顿这个“反应堆”的“总工程师”，自己表现得却像个给反应循环平添能量的燃料。也许，他是应该像个“科学销售顾问”一样尝试让这个急速运转的“机器”稍微“冷静”一点。

可惜，不论是西拉德还是奥本海默自己，都高估了他的影响力。在接下来“短短”四分钟的一幕中，诺兰通过一连串项目高层和政府高层间“冷峻”而又“傲慢”的对话，向观众展示了“政治协商”是如何“浮光掠影”般触及人权道义、文化影响、国际局势等各方面的考量，最终又落到确保美国“利益最大化”的决策上的。即使奥本海默试图提起西拉德等人的请愿，也迅速被格罗夫斯上将打断，以转而强调切割项目里“不够谨慎”和“不够忠诚”的科学家的必要性。此时此刻，整个项目犹如逐渐失控的链式反应，只有一个前进方向，那就是确保“三位一体”试验的成功。

如果说诺兰有一件经久不衰的法宝，那便是一段节奏紧凑、引人入胜的“大劫案（Big Heist）桥段”。从《Inception》，到《The Dark Knight》，到《Interstellar》，再到《Tenet》，诺兰镜头下的“大劫案”不都是字面意思上的“抢劫”，却总是一伙人通过摇摆于“有序”和“失控”的努力配合，最终成功地实施一个计划。而到了《Oppenheimer》，观众得以再次透过诺兰的镜头，跟随着洛斯阿拉莫斯沙漠上的科学家们，一起焦急、紧张，而又忐忑不安地逼近世界上第一枚原子弹“小装置（Gadget）”的引爆。从不作美的暴雨天气，到临阵失败的内爆测试，再到以黑色幽默的形式再度被提起的“末日理论”，似乎一切都在预示着这场“爆炸”面临的厄运。

但是，他们成功了。奥本海默成功了。

在与奥本海默一起“见证”这个历史瞬间的同时，观众也终于第二次听到了他那句著名的引用自《薄伽梵歌》的自白^[3]——

"Now I am become death. The destroyer of worlds."

(“现在我成了死神，诸世界的毁灭者。”)

观众第一次在《Oppenheimer》中听到这段经文，是奥本海默在与琼交欢时的诵读。但在此刻，是奥本海默在目睹了个人生涯的“顶点之作”，以一种不曾存在于世的威力绽放后的内心独白。在奥本海默对“自己的造物”迸发出的绚丽图景感到惊叹之余，也隐约地察觉到那夺目的火花背后无尽的黑暗与死亡。

洛斯阿拉莫斯之外的整个世界，仍需要等候数天才能领略到名为“原子弹”的威力。但在公元1945年7月16日格林尼治时间11时29分21秒^[8]，一股全新的力量切切实实地降临到了这个蔚蓝色的星球上。它起始于一份被动博弈下的应对之举，经过不断加剧的“链式反应”，终于在一瞬闪耀与一声轰鸣之后，绽放为一个“新世界”的“火种”。

比原子弹更可怕的“武器”

这个世界上真的会存在一种“可怕”到让人类抛弃战争的武器吗？

至少《Oppenheimer》中的奥本海默在目送着军方运走两枚原子弹时，依旧是这么认为的——直到其中一枚名为“小男孩（little Boy）”的原子弹在日本广岛引爆——成为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枚被用于战争的核武器^[9]。当奥本海默通过广播和美国人民一同听到时任美国总统杜鲁门（Harry S. Truman）宣布这种新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世界上的“首秀”后，他看到，除了几个与他日夜并肩工作在第一线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是整个洛斯阿拉莫斯小镇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

而当奥本海默作为曼哈顿项目的总负责人，宣读着“胜利致辞”时，一幅幅诡异的意象开始涌入他的“世界”。顷刻间，奥本海默仿佛同时置身于欢呼雀跃的礼堂，以及哀嚎遍野的核爆区。此刻，诺兰通过“心理惊悚片”般的视角语言，向观众揭露了“战争”一直以来互斥而又共存的两种本质——“被国家所笼罩的荣耀”与“被生命所咒骂的罪恶”。尽管物理学家不久前才被原子世界难以理解的“量子相干性”^[10]所震惊；物理学之外，这个世界早已遍布着“自相矛盾”的模样。

不论多么可怕的武器，都没有名为“敌人”的观念可怕。

核武器，在成为能够摧毁“全人类”的武器之前，首先是一种可以摧毁“敌人”，或被“敌人”用来摧毁“你自身”的武器。就像“发动侵略”一样，哪怕使用核武器意味着“负和博弈”，只要“敌我”的关系依旧存在，不论是以“热战”还是“冷战”的形式，战争依旧充满着“吸引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和美国的关系迅速由曾经的“盟友”转变成“敌人”。于是，核武器非但没有成为警示全人类核战争危险性的“信号”，反而成为了点燃敌对国间新一轮军备竞赛的“火种”。

除此之外，奥本海默的另一个误判，便是以为此时的美国依旧能够主动兑现罗斯福总统在世时主张的“国际间合作”来帮助制约原子能技术在军事上的使用。一个国家之所以依旧存在，就是因为相对于“整个世界”，它优先保障了自身所“囊括”的“局部利益”。当国际主义和人道主义在与本国的立场和利益直接冲突时，前者最终总会让位给后者。

奥本海默终于意识到——再强大的武器，也阻止不了战争。“原子弹”没有做到，“氢弹”也不会做到。

虽然可以像政治家一样灵活，但奥本海默显然没有政治家一般的狡猾。不过，此时的他已经决心通过自己“原子弹之父”的政治形象来影响美国的原子能政策，哪怕在这个过程中自己和亲朋好友的生活受到牵连也在所不辞。他甚至开始反对“氢弹计划”的开展，来阻止更危险的新型核武器进一步加剧美苏之间剑拔弩张的势态。然而，当奥本海默还以为自己需要“背负”的惩罚“只是”两枚落在日本的原子弹时，他没有意识到，自己“趾高气扬”而又“目中无人”的处事风格，也终于在多年后让他得到了“报应”。

凭什么一个“创造了原子弹”的人，现在又一副“正义凛然”的样子，仗着自己的影响力来阻挠美国在核武器上保持“领先地位”？从初次见面时的目中无人，到在原子能委员会关于管控放射性同位素的听证会上的公开羞辱，再到发现苏联秘密开展核试验后对于推进氢弹项目的坚决反对，曾经的“卖鞋人”、后来的美国议员斯特劳斯（Lewis Strauss），对奥本海默的言行“终于”忍无可忍。从加入曼哈顿项目之前的“政治错误”，到项目期间的“可疑行为”，再到二战后反差巨大的“良心发现”......在一场由斯特劳斯精心设计的“非公开听证会”上，各种“真真假假”的汇报与指控累加在一起，最终葬送了奥本海默继续参与原子能政策发展的前程。和战争一样，政治迫害也是人类历史中一直未能摆脱的“牛皮癣”。前者通过“原始”的暴力消灭“敌对”的集体，后者利用“文明”的规则消除“敌对”的个体。奥本海默曾经参与了前者，如今承受了后者。

其实，排除开奥本海默和斯特劳斯的私人恩怨，两个人都是在以自己的“方式”和去推动美国原子能安全的发展。斯特劳斯试图保障美国的利益，奥本海默试图维持美国与国际间在原子能发展上的平衡。在斯特劳斯的回忆中，当艾森豪威尔（Dwight D. Eisenhower）取代杜鲁门成为新的美国总统后，奥本海默为了游说“新政府”进行了一场宣讲。这是《Oppenheimer》中唯一场两人同台却没“互相伤害”的戏。奥本海默将美国和苏联比作困在一个瓶子里的两只蝎子，彼此都有“将对方置于死地”的能力，但这么做也会同时面临“自取灭亡”的风险。奥本海默与斯特劳斯之间的关系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只不过，一个人在明处，一个人在暗处。

"Amateurs seek the sun... get eaten. Power stays in the shadow."

(“外行追逐太阳，被吞噬。权力，藏于阴影之中。”)

但当斯特劳斯走出阴影的那一刻起，他也走向了自己政治生涯的终点。也许，奥本海默并没有狡猾阴险到足以与斯特劳斯一同被比作成蝎子。也许，奥本海默不过是一只止不住嘴的“聒噪青蛙”。但“敌我”心态的可怕之处就在于——“你”在意的不是“敌人”如何看待自己，而是“你”如何看待“敌人”。而斯特劳斯，从被称作为一个“卑微的卖鞋人（lowly shoe salesman）”时起，“将奥本海默视为敌人”的种子，就已经悄然被埋在了他的心里。

于是，在几乎整整五年后的提名听证会上，当物理学家希尔（David L. Hill）终于将斯特劳斯对奥本海默进行的报复行为“公之于众”时，泰然自若了近乎整部电影的斯特劳斯终于恼羞成怒，开始破口大骂在他眼里的那个“自我陶醉又尽显虚伪”的“原子弹之父”——

"Oppenheimer wanted to own the atomic bomb. He wanted to be the man who moved the Earth. He talks about putting the nuclear genie back in the bottle. Well, I'm here to tell you that I know J. Robert Oppenheimer, and if he could do it all over, he'd do it all the same! You know he's never once said that he regrets Hiroshima? He'd do it all over! Why? Because it made him the most important man who ever lived. It was all part of his plan. He wanted the glorious, insincere guilt of the self-important to wear like a fucking crown. Say, 'No, we cannot go down this road,' even as he knew we'd have to!"

(“奥本海默想要代表原子弹，他想要成为那个撼天动地的人。他说什么想要把原子弹这个精灵放回关着它的神灯。我告诉你，我非常清楚J·罗伯特·奥本海默，只要有机会，他依旧会去做完全一样的事！你知不知道，他可从来没有说过他对广岛的不幸感到后悔！回到当初，他依旧会做出相同的事！为什么？因为这样他才能成为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人。这全都是他计划的一部分。他希望能够自我沉醉于那既荣耀又愧疚的感觉，把它当成他妈的皇冠一样戴在头上！然后一脸无辜地说，‘哦不，我们不能这么做下去’，尽管他非常清楚我们不得不那么做！”)

诺兰的电影往往会涉及有关“时间”这一概念的讨论，而一个不断出现的主题便是“跨越时空的人类情感”。在《Interstellar》中，观众见证了跨越时空的亲情；在《Tenet》中，观众领略了跨越时空的友谊；而在《Oppenheimer》中，观众感受到了跨越时空的怨恨。通过反复切换于休息室内斯特劳斯的控诉和非公开听证会上“顾问”罗博（Roger Robb）的审问这两个场景，“咆哮”的罗博仿佛化身斯特劳斯的“恩怨代理人”，将“未来的斯特劳斯”来对于“过去的奥本海默”的全部积怨“当面”宣泄出来。讽刺的是，从影片一开始到这一刻为止，观众“见证”了不同时间点奥本海默周围的人对他的各种评价。但给予他最严厉“批判”的人，却是相处有限、充满了一厢情愿式仇恨的斯特劳斯。

有时候，一份表面看起来“犀利”的评价并不意味着一份“真诚”或“理性”的评价。斯特劳斯的歇斯底里，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小小的认知偏差，对于一个人的评价体系能产生多么严重的影响。而他对于奥本海默狭隘的认知，也再一次印证了，屈服于“敌我”意识的思维模式，足以污染对于任何细小行为的判断。

但换个角度想想，假设我们不了解斯特劳斯的“偏见”，也没有跟随诺兰的镜头“见证”奥本海默从“天才科学家”被封为“原子弹之父”，再被贬为“一介草民”的过程，斯特劳斯的“控诉”何尝不是一份对于奥本海默“可能成立”的评价？尽管《Oppenheimer》的剧情和桥段是基于真实的历史记录，但说到底，它是对于奥本海默这个历史人物的“演绎”，而非“还原”。相比于斯特劳斯眼中的“奥本海默”，我们又有多少把握克里斯托弗·诺兰的镜头下，由基利安·墨菲诠释的“奥本海默”更接近历史上“真实”的奥本海默呢？

比起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也许应该优先思考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一个历史人物的“全貌”究竟能否被触及？

从“奥本海默”之内，到“奥本海默”之外

彻底还原一个历史人物的“全貌”真可以实现吗？

确实，通过不断地调查和研究，我们可以找到残存的线索与记录。但挖掘出的“事实”真的总能导向“唯一且确凿”的“结论”吗？退一步讲，且不论这些事实的自洽性和充足性，不同人对于同一事实还是可以产生不同的“推断”。当历史人物的人生轨迹与他所处的时代背景产生各种联系时，我们又怎能通过“外在”的线索区分他们的行为背后的“内在动机”与“外部影响”，将这些人物的“模样”从他们所处的复杂环境中“勾勒”出来呢？量子力学指出，当一个（复合）量子系统内各部分相互纠缠时，我们无法完全了解每个部分“自身”的信息，仅仅是整个系统的信息^[10]。仿佛各个部分间的纠缠，为它们蒙上了一层“面纱”，让我们看不清它们各自的“模样”。当一个历史人物与他所处的“环境”产生类似于“纠缠”的联系时，我们是否也会面临相似的难题？

没有“完备”的“观测数据”，我们便很难给予研究的对象一个“准确评价”。但即使“人如奥本海默”，依旧在历史上得到了各种各样的“评价”——既有严肃的史学研究，也有政治化的政府表态。当我们追求“绝对评价”的前提——“完备的数据”时，我们其实忽视了“评价”这一行为本身的“矛盾性”。

Einstein: "You once held a reception for me in Berkeley. You gave me the award, hmm?"

Oppenheimer: "Yes."

Einstein: "You all thought that I had lost the ability to understand what I'd started. So, the award really wasn't for me. It was for all of you, hmm?"

(

爱因斯坦：“你曾经为我主持过一个颁奖典礼。你颁给了我一个奖，对吧？”

奥本海默：“对。”

爱因斯坦：“你们都觉得当时的我已经失去了理解我所开启的物理新时代的能力。所以，这个奖其实并不是颁给我的，而是给你们的。对吧？”

)

斯特劳斯的“反面例子”展现了“评价者”的个人偏见对于“评价”结果的可怕影响。但在《Oppenheimer》的结尾，诺兰通过爱因斯坦的话进一步点出——“评价”本就可“沦为”一种为达成与评价对象无关的“目的”的“手段”，从而使得这一行为的意义脱离它的“原始内涵”——对于那个对象进行价值判断。不论评价是否偏离它的“初衷”，评价在实现过程中都会不可避免地引入评价者的影响。这就是评价“矛盾”的本质——“体现评价对象价值”与“反应评价者自身意识”的对立统一。

不论获取的事实和证据是多么的客观和全面，只要我们是在“评价”而非“描述”，彼此不同的我们便永远无法触及“绝对统一的评价”。

那么作为一种始于人物刻画、止于人物评价的视听媒介，传记电影的意义究竟何在？这是本篇评析一开始便抛出的问题，现在我们终于要一同面对。作为一种戏剧化的文艺作品形式，传记电影无法对了解历史人物及其所处环境提供“绝对的参考”；而“评价”自身的矛盾性，更让传记电影在根本上无法为“评价历史人物”提供“绝对的共识”。难道我们观看传记电影，就是为了满足“体验历史人物同人作品”的“猎奇心”吗？

一定程度上，传记电影的确可以被“简化”为一部“基于某个历史人物的同人作品”。但更确切一些，《Oppenheimer》的剧情特征应当被概括为“通过编排将真实的历史人物和事件与虚构的对话和情节将结合的戏剧化故事”。事实上，在文学媒介中，具备这种风格的体裁已经诞生，而它的名称同样凸显了“矛盾”的意味——纪实文学（non-fiction novel）^[11]。在纪实文学中，源自真实历史的“片段”并非仅供参考的“故事背景”或“创意要素”，而是在故事中与虚构部分彼此相融的重要构成。

既然是一部“非真实”的“小说（novel）”，为何还要刻意与“事实”产生“纠缠”？我们不妨以《Oppenheimer》为例来一窥这又一个看起来“矛盾”的意义。

《Oppenheimer》的主线剧情贯穿了奥本海默一生中最关键的三个阶段，从开始物理学研究到加入曼哈顿项目，从主导原子弹研制到成为“原子弹之父”，从成为原子能代言人到无权涉及国家安全工作。一方面，这样的剧情安排确实有助于达成一个立体的人物侧写，体现了这部影片是在“聚焦奥本海默”。但另一方面，影片中围绕着斯特劳斯的“黑白世界”，似乎又体现了对于奥本海默视角下的“彩色世界”的一种“补完”。其实，如果观众细心留意就会发现，两人的视角对于同一件事的叙述并不总是互相补足，有时甚至会互相冲突。那么，究竟谁才是“不可靠的叙述者（unreliable narrator）^[12]”？

当影片终于展现了彩色世界中的奥本海默内心恐慌的具象化，又揭露了黑白世界中的斯特劳斯对于奥本海默的扭曲仇恨后，原本彼此矛盾的视角叙事便被赋予了新的涵义——真相无法通过一个视角还原，因为单一视角下的“世界”总是不可靠的。

除了叙事画面上“真真假假”的反差；《Oppenheimer》中角色互动桥段的“艺术化”台词也与它们对应的真实历史事件产生了鲜明的反差。影片中绝大多数人物的台词仿佛优雅的“寓言”，时而暗示奥本海默随后面临的挑战和挣扎，时而暗喻“研制原子弹”这一“链式反应”背后的黑暗和教训。这些台词犹如“活跃的中子”一般在角色之间被“释放和吸收”，传递着它们所携带的超越了文字本身的“能量”。有些台词甚至会“活跃”到从不同角色的口中被反复“激发”出来。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这句最先由劳伦斯说出口，之后却被奥本海默挂在嘴边的话——

"Theory will take you only so far."

(“理论只能带你走到这里。”)

这些“充满巧合”的角色之言，既是《Oppenheimer》兼具“真实性”与“非真实性”的提示，也是诺兰用来加强影片整体“寓言性”的手法。回顾本篇文章到此的评析就可以发现——尽管影片的叙事以奥本海默个人的视角为出发点，却并未“止于”奥本海默的这个人物。每一个本文从《Oppenheimer》中解析出的潜在“议题”，皆非束缚于奥本海默的“评价”，而是借由他“孕育”出的，不仅仅之于他，也之于他周围的人乃至整个环境的反思。诺兰镜头下、基利安饰演的“奥本海默”并非试图逼近本尊的“仿制品”，而是为了去反思“核武器的诞生”这一历史事件而精心设计的、鲜活而又精密的“人性装置”。

没错，不论一部作品看起来多么像一份“角色研究（Character Study）”，聚焦的角色依旧可以是一个“工具”。这个工具的作用往往是一个“人格模拟器”，但就《Oppenheimer》而言，它也可以是一个“寓言探测器”。当一个历史人物与他所处的历史环境产生强烈的“纠缠”时，我们很难去单独“定义”他。但若反过来利用这份“纠缠”，导演则可以抒写一个以该人物为出发点，既包含了他也包含了他所处的历史环境的寓言故事。这样一来，“刻画人物”便与“演绎寓言”产生了关联。越是深入地刻画历史上的奥本海默，观众就越能贴近影片展现的“奥本海默”；观众越是贴近这个“非真实”的“奥本海默”，他们就越能接近影片整体所蕴含的“历史寓言”。

在我看来，《Oppenheimer》正是克里斯托弗·诺兰对于“传记电影之意义”这个命题的答案——一个以人物驱动、却不局限于“评价人物”的“非虚构文学式”的历史寓言。他用“艺术加工”去弥补“人物还原”的不完备，用“人性研究”去替换“人物评价”的不可解。从深入奥本海默这个历史人物个体的探索，延伸到对于人类科学与政治活动整体的反思。

当然，作为欣赏影片的观众，我们依然可以着眼于角色的还原性以及对于历史人物的价值判断。事实上，恰恰因为《Oppenheimer》对于“评价”的“放手”，它给予了观众更自由的解读与讨论空间——传记电影不再必须是企图响亮地喊出“某一种评价声音”的“喇叭筒”，反而成为了促进交流的“火种”。而“超越人物本身”的落脚点，更让《Oppenheimer》为理解传记电影提供了一个新的维度——我们“可以”从历史中吸取教训的同时不纠结于某些“细节”与“现实”的连结——就像我们看待寓言故事一样。

烬

确实，《Oppenheimer》无法帮助我们给予奥本海默“更绝对”的评价。但诺兰却通过他的设计，巧妙地在这部“传记电影”之中隐藏了一枚“更终极”的“弹头”。《Oppenheimer》开始的刹那间，这枚弹头便被发射。在长达三个小时的影片中，它被许许多多构成影片的“中子”撞击加速。有些“中子”足以在观众初次欣赏时便留下耀眼的火花——从演员们对于历史人物精湛的演绎，到充满沉浸感和私密感的摄影，到犹如悬疑片和心理惊悚片的剪辑，再到将氛围与情绪烘托得恰到好处的配乐。也有一些“中子”，它们看似毫无作用的“副产物”......但不要忽视它们的存在，因为它们同样对那枚弹头起到不可磨灭的“推动”作用。

当影片的结尾终于揭晓诺兰对于奥本海默和爱因斯坦对话的“幻想”，那枚弹头也在所有“中子”的“作用”下落到了我们的“眼前”。刹那间，我们仿佛和这位“虚假”的奥本海默一样“真切”地感受到了世界毁灭时的炽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