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英雄”与“反派”——剖析《我的英雄学院》对于现代社会中个人主义、集体主义和英雄主义之间关系与影响的讨论
《我的英雄学院》是以超级英雄为题材的日本少年漫画。该作品不仅在日本，甚至在全球范围内都收获了很高的人气。随着该作品的故事渐入尾声，其展现的社会思考愈发明显。本论文以作品第1至369话的内容作为研究范围，从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去论述该作品所构建的“故事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关联性。在此基础上，本文针对该作品中体现的三大意识形态——个人主义、集体主义和英雄主义展开剖析，尝试在社会哲学的层面解读该作品对于现代社会中英雄主义的讨论，以及该讨论的潜在价值。
日本少年漫画与美国超级英雄相结合的“社会故事”
从2008年上映的《Iron Man》开启名为“漫威电影宇宙（Marvel Cinematic Universe）”[1]的主题化电影商业模式，到2019年上映的《Avengers: End Game》在全球席卷将近28亿票房[2]，起源于美国的“超级英雄”已成为了21世纪流行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日本御宅文化中的“少年漫画”也开始在除日本外的全球范围内普及开来[3][4]。
2014年7月7日，一部名为《我的英雄学院》（本文随后将简称其为《我英》）的少年漫画在日本《周刊少年Jump》上开始连载[5]，并在2016年被日本动画制作公司Bones接手推出改编动画[6]。到目前为止，《我英》漫画在全球范围已经取得很高的人气[3]。《我英》的成功不仅反映在商业市场的表现，还体现在专业评审界给予的认可：《我英》于2017年获选“SUGOI JAPAN Award”最佳漫画奖[7]，并于2019年获选第31届“Harvey Awards”最佳漫画[8]。
将“少年漫画”和“超级英雄”这个两个时代趋势相结合，可以说是《我英》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而主流超级英雄和战斗类少年漫画也具有一个共性——“超现实性”，即“创造出脱离现实的设定或发展”的特性。无论是超级英雄千奇百怪的超能力，还是战斗类少年漫画天马行空的战斗方式，都是这种特性的具像体现。《我英》的基本设定也不例外：在一个80%人口都有名为“个性”的超能力的世界里，存在着利用“个性”危害社会的“反派”，以及利用“个性”合法打击“反派”的“英雄”。
但另一方面，由于“超现实”要素的存在，超级英雄作品和战斗类少年漫画所虚构出的世界，即“故事世界”，往往会与读者（观众）所处的现实世界产生一定距离感。这种距离感就会导致，即使作者提供的“方案”，足以“令人信服”地解决故事中的冲突，它们也未必适用于现实世界（事实上往往也并不适用）。很多该类题材较有思想深度的作品，最后所传达的思想是形而上的，有关价值取向的思想（例如《钢之炼金术师》[9]中“等价交换”的思想）。它们可以给作品的受众带来精神上的激励，甚至思想上的启迪；但难以作为一套足够“关联现实”的社会理论在学术层面上进行严肃的探讨。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超级英雄作品和战斗类少年漫画无法在社会学层面展开具有深度的思考和讨论？答案是否定的。传统超级英雄题材的作品中就不乏具有现实性社会思考的佳作。最典型、也最著名的作品之一，即是由Alan Moore编剧、Dave Gibbons和John Higgins共同绘制的图像小说作品《Watchmen》[10]。《Watchmen》的文学内涵与主题思考并非本文的重点，但不可否认的是，《Watchmen》的一大成就是，在引入超级英雄这一“超现实”元素后，依旧能对现实世界中冷战时代下的人类社会进行一场足够严肃的讨论，并给出作者自身的中心思想。虽然《Watchmen》中的“超级英雄”和“超级反派”在现实中并不存在，但它们作为现实中的意识形态和社会角色的极化与具象化，使得《Watchmen》的“故事世界”成为了具备现实基础的“假想”。
《Watchmen》的成功，展现了用含有“超现实性”的超级英雄文学作品去解释现实世界的可能。而本文认为，《我英》作为一部战斗类少年漫画，是近年来少见的能够在社会层面展开足够深度、又不脱离实际的讨论的“超现实作品”。特别而言，《我英》着重对于现代社会中，在“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的冲击下，“英雄主义”的内涵展开了深入的讨论。
本文将会首先解读《我英》将“超现实”的设定与现实社会中的社会要素联系起来的象征手法。随后，本文将阐述《我英》依靠这些设定所构建的“故事世界”，并论述其与现实世界的关联。这两部分相结合，将论证《我英》具备在社会层面被深入分析的基础。在此基础上，通过剖析《我英》的主线剧情与相关意象，本文将解构该作品所蕴含的社会命题，并对作品相关的思想展开解读。
从“个性”到个性，从“个性社会”到我们的社会
《我英》最基本的设定，是名为“个性”的超能力。“个性”不仅仅是《我英》作为战斗类少年漫画的“剧情工具”，更与故事的主题紧密相关。在故事中，角色的“个性”，除了影响着他们的战斗方式，更是他们的一种个体特征（individuality），即现实生活中“个性”一词的含义。因此，仅仅从字面意思便可看出《我英》中“个性”与现实世界中“个性”的关联。进一步而言，“个性”是构成故事中角色的“自我认同”的核心要素之一。“自我认同”是一个个体对于自身信念的集合，其包含了“自我意象（外貌、行为习惯等）”、“自尊”、“理想自我”，以及“社会认同”四个方面[11][12]。《我英》中的“个性”作为一种可以影响角色“外貌”和“行为习惯”的个体特征，和角色的自我意象有直接的关联。
“……我才不是什么‘悲剧’呢！我开心的时候当然会笑！就像你们会亲吻喜欢的人，当我喜欢上一个人的时候，我就会吸他的血！不！我不可悲！这样的‘我’不可悲！”（渡我被身子，《我英》，226话）[A]
“个性”之于《我英》中的角色，不仅是一种额外的“能力”，更如“个体特征”（如种族、外貌、国籍等）之于现实中的个体一样，是一种基本而又复杂的“特征”。也正因如此，“个性”的内涵超越了单纯的“超能力”，使其成为了构成个体自我（self）的关键部分，并使得将“社会认同理论”运用到《我英》的“故事世界”——“个性社会”的分析中，成为了可能。
社会认同理论[12]是一套于20世纪末被提出，用于解释社会群体间关系[13]的理论。该理论认为，在现代社会中，人们会因为彼此的差异（即个体特征的不同），被划分成不同的群体，该过程被称为“社会分类”。来自相同群体的个体之间的“相似性”会被夸大，来自不同群体的个体之间的“差异性”则会被夸大。同一群体内的个体，甚至会为了更好地融入群体，根据群体规范（group norm）调整自己的个体特征，最终群体内个体对彼此的认同感以及群体的凝聚力因此提升；另一方面，不同群体之间更容易产生对彼此的偏见，甚至敌对心理。最终，由所属群体所决定的那部分自我认同，即被称为“社会认同”。
社会认同理论一定程度上成功地解释了“性别主义”、“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等带有偏见与歧视倾向的意识形态的形成。进一步而言，社会认同理论揭示了社会群体关系由“混乱”到“有序”，由“多样”到“单一”的趋势：尽管世界上每个个体都是“独一无二”的，但他们依旧倾向于舍弃自己部分的独特性，进而组成或融入一个“一致性”更强的群体，来达到“‘内团体（in-group）’去对抗‘外团体（out-group）’”的生存模式。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一个仅由单一个体构成、不含群体的社会系统，当该系统内形成群体后，尽管新形成的群体的社会影响力相比于个体有所增加，但群体间的影响力差距之于个体间并一定不会减小。事实上，社会阶级的存在恰恰说明，随着不同社会群体的产生和发展，这种差距经常进一步扩大。因此，对于一个降临到处于动态平衡的社会中的个体，在他融入某个群体的同时，也不得不继承这个社会下那个群体的社会地位，甚至相应的社会角色。
回到《我英》的“故事世界”中就可以发现，这个在“个性”出现后形成的“个性社会”，其实也遵循着基于“个性”的社会认同理论——人们会因为他们的“个性”在社会中被分类，进而获得相应的社会认同。天生拥有强大“个性”的个体更被鼓励成为“英雄”；天生拥有危险“个性”的人也更容易被排挤；而连“个性”都没有的个体，则往往会被看成是“最无用”的存在。对此更详尽的论述将在第四章中展开。
“个性”之于“个性社会”，即是个性之于我们的社会。因此，就如同被“社会认同”所“控制”的现实世界一样，“个性社会”表面的缤纷多彩，是由“享受”社会认同的人们诉说，绚丽之间的层层阴暗，则被“遭受”社会认同的人们铭记。生活在“个性社会”中的人们，由“个性”相连，也因“个性”相隔。而能够打破这种枷锁的“力量”，则是《我英》想要探索的答案。
同时诞生于混乱之中的极权统治与个人英雄主义
《我英》的故事开始于日本的“英雄社会”。在这个“超现实”的“个性社会”中，有着“英雄”和“反派”这两个“相对立”的存在。但就是这样一个“超现实”的“故事世界”，却在不太遥远的“过去”与现实世界接近的多。那个将《我英》的“故事世界”推向“个性社会”的“奇异点”，正是“个性”。
“个性”出现的过程，并非一种缓慢渐进的人类物种进化，而是像“传染病”一样在原本“无个性”的人群中蔓延开来。于是，就像现实世界中流行病蔓延时所产生的恐慌一样，基于“有无 ‘个性’”，这一简单粗暴、又极为真实的“标准”的社会分类开始了。此时，“个性”仍未被看作是一种新的“人类特征”，而是一些人类异化成非人类的“异能”。
“……‘何而为人’的标准在一瞬间崩塌了，法律失去了意义，文明停滞不前……”（All Might，《我英》，59话）
就像社会认同理论所描述的一样，当这个社会分类形成后，社会群体的划分发生了剧烈的变化，随之而来的便是相应的偏见与歧视。刚刚拥有“个性”的“非人类”成为了社会上被压迫的弱势群体（《我英》232话提及的“‘个性之母’的悲剧”便是一个例子）。社会秩序陷入混乱，政府的权威岌岌可危。
紧接着，在那些“非人类”群体的内部，新一轮的社会分类产生了：有决定利用“个性”进行掠夺和侵犯的“反派（Villain）”，以及决定用这份“力量”执行正义的“义警（Vigilante）”。一个“简单”的道德取向，将原本被歧视的“非人类”群体，又划分成了“好”与“坏”的两种派别。不同于“反派”这个社会认同，成为“义警”后，不仅一样要承受来自“人类”的歧视，还要继续执行心中的“正义之事”。因此，“义警”体现了一种并不受到社会中“多数派”的价值判断所约束的“献身精神”。而他们“将自己对于‘正义’的解释权和执行权，凌驾于统治阶级（国家政府）之上”的行为则体现了一种“个人主义”的倾向。因此，按照自我意志和道德立场去“行侠仗义”的“义警”，体现了基于“个人主义”的“英雄主义”的雏形。但是，“义警”的出现并不能从根本上挽救崩坏的社会环境。唯有根据“个性”这一新的“个体特征”调整现有的社会制度与规范，才能重新带来稳定的社会环境。
或是巧合，抑或是命运，一个年轻人也获得了一个“个性”。一个可以“夺取”和“强制给予”“个性”的“个性”——All For One。通过这个“个性”，他可以给予每个人选择成为“人类”或“非人类”的“自由”，只要和他达成“契约”。这个年轻人的出现给支离破碎的日本提供了一个快速恢复社会秩序的机会。于是，一个名为“All For One”（本文随后将简称其为AFO）的“个性资本家”出现了。
表面上，通过交易“个性”，AFO给予了人们想要的社会认同。实际上，这些人却从此走上了为AFO“卖命”的道路。接受契约的人得到了一个改变现状的“机会”，却付出了“命运主导权”的代价。这种操控个体的方式在Karl Marx所着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4]中被称为“劳动异化（Alienation of labor）”。通过这个异化过程，人们丧失了自身的人性，成为了劳动分工中机械化的组成部分。“个性”不仅没有成为新的“个体特征”，反而变成了由AFO掌控的“工具功能”。AFO的确给混乱的“个性社会”带来了新的秩序，但却是通过“个性剥削”和“个性操控”，并以此来积累他的资本与权力。随着AFO操控的人和势力越来越多，逐渐地，AFO的身份不再单单是“资本家”，还成为了掌控日本秩序的“极权统治者”，一个“人人为我（All For One）”的存在。
但是，有一个人始终不屈服于AFO的意志——他就是AFO的弟弟死柄木与一。或是巧合，抑或是命运，在AFO间接的“帮助”下，死柄木与一获得了一个与哥哥相反的“个性”。一个“无法夺取”、也“无法被夺取”的“个性”——One For All（本文随后将简称其为OFA）。起初，OFA的能力仅仅是将自身和持有者所积攒的“力量”传承给他人。但在一代代和死柄木与一具有相同信念的OFA继承者的前赴后继中，OFA不断地被保护、传承并培育。终于，作为OFA的第8代持有者，八木俊典，以All Might的“英雄”身份第一次击败了AFO。
OFA的持有者与几乎同一时期涌现的“义警”一样，都被“个人意志”所驱动。但不同之处在于，OFA让个人的意志得以通过不断的“传承”，超越个体的局限性。在一个被集权统治者压迫的社会环境下，这份始于个体，凝结了多人力量的意志，最终拥有了足以与“控制”着整个社会的权力实体相抗衡的机会。“控制”与“传承”，虽然都是影响群体的方式，但前者相比后者忽视了个体意志的价值。“个性”并不是可以随意转移到或剥离于一个人的附加“超能力”，它是“自我认同”的一部分，个人意志的一种体现。从哲学的层面上看，这也解释了“即使拥有众多‘超能力’的AFO，也被OFA这一个‘个性’所击败”的“历史”。
华而不实的“英雄社会”与积少成多的“少数派恶意”
在“个性”形成的初期，社会规范的突破和社会认同的突变使得原有的社会结构遭到破坏，维持旧社会结构的权力机构（政府）也因此受到了重创。相反，基于“个性”的“个体影响力”得到了极大的扩张。由此，这个混乱时期出现了“反派”和“义警”，这些在社会表层相抗衡的社会角色，以及AFO与OFA，两个在混乱背后相对抗的意识形态。随着一些“义警”被政府吸纳成为了国家机器的一部分——利用“个性”维护秩序的职业“英雄”，以及All Might几乎凭一己之力瓦解AFO的势力，社会曾经的黑暗与混乱逐渐消散。日本迈向了“个性社会”的新时代——“英雄社会”，All Might也成为了“和平的象征”。
“限制公民在公共场所使用‘个性’的自由”，以及“赋予‘英雄’利用‘个性’治安的权力”，是日本政府治下“英雄社会”的两个基本方针。这两个针对“个性”的方针，表面上维持了社会的稳定，也起到了“鼓励用‘个性’为善”的宣传，实则为新的社会问题埋下了种子。
“英雄（Hero）”一词（《我英》中“英雄”的日文“ヒーロー”的词源）最初起源于古希腊语中的“ἥρως”，意为“保护者”[15]。可以看出，这个词的核心概念“保护”，体现了一种基于“个人意志”的品质——保护欲。因此，在现实中，判定“英雄”的标准，一般也是依照由“保护”或“拯救”延伸出的品质特征，例如“勇气”、“无私”、“坚忍”、“正直”等。因此，本质上“英雄主义”与个人品质之外的个体特征并无关系，自然也与“个性”无关。在混乱时期的日本，那些挺身而出的“义警”和OFA持有者，虽然（据推测）大多都有“个性”，但促使他们成为“英雄”根本原因，不是他们拥有的“个性”，却是他们愿意挺身而出的“个人意志”。
但到了“英雄社会”，非法的“义警”却被转化成了合法的（职业）“英雄”。必须要承认的是，将“义警”变为“英雄”，确实可以规范“义警”由“个人意志”而生的潜在极端主义。除此之外，“英雄”的确是利用“个性”打击使用“个性”犯罪的罪犯的有效措施。但当“英雄”被限定成一种特定的“社会角色”，甚至“公共职业”，而非一种可以在任何人身上体现的状态时，“英雄主义”也从一种“精神价值”转变成了一种“职业道德”。对于以绩效优先的职场，“职业道德” 相比“职业技能”往往是更容易妥协的部分。“职业英雄制度”的确立，让“英雄社会”少了“极端英雄”，却多了 “表面英雄”。
在此之上，“职业英雄制度”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在“英雄”成为一种“国家公务员”后，成为“英雄”的标准，因为政府的方针，多了一条甚至高于“英雄主义”的隐性要素——“只有‘英雄’才有的使用‘个性’的特权”。这个要素的出现，不仅使得“英雄”的标准与“个性”产生了关联，还延伸出了对于不同“个性”的“偏差”。具体而言，一个个体想要在“英雄社会”成为“英雄”，不仅需要拥有“个性”，还需要拥有一个“适合”成为“英雄”的“个性”。于是，基于“个性”的“‘英雄人才’与‘非英雄人才’”的社会分类产生。拥有“合适个性”的人被鼓励去成为“英雄”，不具备“合适个性”的人则被劝阻，而没有“个性”的人，则“无法”成为“英雄”。原本同样梦想成为“英雄”的年轻人，却因“个性”不得不面对不同的现实。
“职业‘英雄’是无论何时都要堵上性命的。没有‘个性’也能成为‘英雄’？虽然很难开口，但这种观点我无法认同。”（All Might，《我英》，1话）
“个性”与“英雄”产生的关联，不仅直接影响了“英雄”的定义，还间接影响了“反派”的概念。由于混乱时期的历史，“义警”演变成的“英雄”的概念包含了“正义”的成分，而“反派”的概念包含了“罪恶”的成分。当“英雄社会”中的“‘英雄’的标准”与“个性”产生关联时，“反派”作为在“价值判断”上与“英雄”“相反”的存在，“‘反派’的特征”也与“个性”产生了关联。“既然有适合成为‘正义英雄’的‘个性’，就有适合成为‘罪恶反派’的‘个性’”的偏见就形成了。“个性社会”中这种掺入了“价值判断”的个体特征的偏见，在现实世界中也非常普遍。
由“个性”导致的个体多样性，本应在“英雄社会”这一“更进步”的社会中得到“理解”与“包容”。但在“英雄”这一原本体现个人意志的存在，成为社会结构中的一部分后，助长了“英雄社会”对一些“个性”的系统性“歧视”。依照本文在第二章的论述，由于“个性”对于自我认同的影响是多方面的，那些被“个性”影响的其他个体特征因此受到“牵连”。从性格歧视，到人格歧视，从外貌歧视，到基于行为习惯的歧视……各种源于“个性”的偏见和歧视将社会中的个体划分成了“潜在反派”与“非潜在反派”，又一个社会分类产生了。不论最终是成为“英雄”还是“反派”，对于每个降生到“英雄社会”的孩子来说，他们都将因为“个性”受到来自社会的评判，而对于大多数孩子来说，这个时间点往往是 4到5岁之间，他们开始表征“个性”的时候。
变成了一种“职业”的“英雄”，以及变成了“职业道德”的英雄主义，也给普通“民众”带来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为了解释这种影响，不妨以现实生活中“环保意识”的现状来做一个类比。“环保意识”本是一种与“能力”无关，每个人都可以养成的“意识”。但是各种以“环保”为名义进行宣传的公益活动和商业产品的出现，让人们产生了“只要参与这些活动，或购买相关产品，就能帮助‘环保’”的观念。无可厚非，这些活动和产品也许确实可以帮助保护环境，但如果一个人支持这些活动和产品，却在日常生活中依旧铺张浪费，那么根本上他并不具备环保意识，只是形成了“依赖外界事物来想像‘自己具备环保意识’”的“幻觉”。过度依托于外在事物，去“想像”个体自身本可实现的“潜能”，在心理上是对于自身的一种“补偿”，但在精神上却是对于自身的一种“矮化”。在《我英》的“英雄社会”中，对于“英雄”的依赖，体现了这种个体效应积累后在社会层面带来的可怕后果：从必要地依靠“英雄”维护公共安全，到不必要地依赖“英雄”去维持整个社会。最后，连帮助一个在街上走失的小孩，都成了“英雄”或“警察”的“专职”。
“如果那时……如果那时……本该消去的瘙痒……如果那时，能有人向我伸出援手……”（死柄木吊，《我英》，237话）
一方面，“职业英雄制度”助长了与“个性”相关的歧视；另一方面，对于“英雄”的过度依赖加重了社会对于“个体”的冷漠。在这两个系统性缺陷日积月累的影响下，“英雄社会”光辉的表面下产生了一道道幽深的“裂痕”。对于这个社会中的“多数派”，他们依旧沉浸在“英雄梦”的“光芒”中，但对于裂缝中的“少数派”，他们却在日日夜夜地感受着这个社会的“黑暗”。“反派”对应的社会群体，不再由试图通过“个性”为所欲为的个体所主导，因为渐渐的，那些仅仅因为“个性”就难以在现有体制下生存的人们，也渐渐开始拥抱这个新的社会认同。
更讽刺的是，原本为了防止极端“义警”出现的“职业英雄制度”，却因为“英雄”的“堕落”而孕育出了“英雄杀手”Stain。Stain的个人实力虽然不及All Might，但他却有着能够匹及All Might的强大“个人意志”，一种能够在人们心中播种“火种”的“个人意志”。而Stain播种的“火种”，名为“改变现状”。于是，在Stain的感染下，因为“各种原因”而被“英雄社会”所抛弃的“少数派”，因为“同一个目标”——“改变现状”，加入了名为“敌联合”的“反派群体”。而借此机会将这些“少数派”“联合”起来的人，则是打算卷土重来的AFO。吸取了之前教训的AFO，不再直接忽视个体意志，而是则选择利用它们，利用“少数派”对于“英雄社会”的不满与怨念，来摧毁由All Might建立起的和平。
“个体的‘恶意’并不可怕，但当它们被同一个‘意志’‘联合’起来了以后，便会变得危险得多。”（Gran Torino，《我英》，57话）
被阵营“撕裂”的社会和被立场“左右”的集体英雄主义
“被集体利用的个体”与“被集体极化的个体”
All Might作为《我英》中的核心角色之一，他的重要性是多个层面的。除了“OFA持有者”，“‘英雄’实力顶峰”，“绿谷出久导师”等，他在故事前期最重要的一个身份便是“和平的象征”。“和平的象征”起源于一个少年，八木俊典，在成为All Might之前就提出的一种“精神支柱”的概念。这个“精神支柱”在某种程度上赋予了OFA新的使命，使其不再仅仅是击败AFO的终极武器，更是一种“和平威慑力”。于是，All Might成为“和平的象征”，也同时代表着“英雄主义”由“个人主义”向“集体主义”的转变——他的使命不再仅仅是为了完成OFA的意志去击败AFO，更是为了维持“个性社会”的和平和安定，更准确的说，是这个社会中的“多数派”的和平与安定。
All Might虽然凭借着个人的力量压制了很多“英雄社会”中涌现的威胁，但客观上，他的存在并不推进“英雄社会”制度本身的进步。而他所创造的“和平的象征”在日本政府的滥用下从激励个体的“精神支柱”变成了安抚群众的“政治宣传”。“只要All Might还在，一切就都会没事”的宣传，在一开始虽能给予人们希望和安全感；但日积月累下，就变成了人们安于现状、忽视问题的自我陶醉。如果说，“职业英雄制度”让“民众”有了依赖“英雄”的理由，那么“和平的象征”则让“民众”有了依赖“英雄”的心理。“志村转弧没能及时得到英雄拯救”的悲剧，也许是一个发生在“个体”身上的“偶然”，却是注定会发生在这个社会的“少数派”身上的“必然”。只要“英雄社会”的现状继续存在，类似的悲剧就会继续发生。因此，不论All Might多么勤奋、多么无私、甚至一再延后退休日程，他也无法将“光明”照进这个社会的裂痕里的阴暗面——由社会结构导致的系统性缺陷。
终于，“英雄社会”迎来了All Might“最后一次”的胜利——神野之战。只是，这一次胜利的代价远超过了收获。再一次被“击败”的AFO，虽是加剧社会动荡的“催化剂”，却不是“英雄社会”系统性缺陷的根本原因。而他却借此机会消除了摧毁“英雄社会”需要克服的最大势垒——All Might。一直以来，All Might的存在就像“英雄社会”的一块“强力胶布”，他维系着社会的稳定，但也在无形中掩盖了社会的系统性缺陷。All Might的退休，代表着长期以来加固“英雄社会”的“外力”的消失。社会的“裂痕”开始显现的同时，也在急速扩张。
一方面，失去了All Might的“英雄”们开始尽力压制“和平的象征”消失后日益倡狂的犯罪行为。另一方面，在AFO的“栽培下”的死柄木吊成功“觉醒”，并聚集了越来越多社会裂痕间的“少数派”。在这些被聚集起来的个体中，有些人是为了改变自己的人生，有些人是为了改变这个社会，还有些人是为了寻找归宿……尽管每个人的具体目标不同，但为了摧毁“英雄社会”，他们走到了一起，成为了“异能解放战线”的一份子。“异能解放战线”不仅仅是“‘反派个体’变成‘武装反派群体’”的标志，更是“个人主义”在“社会认同”作用下被“集体主义”取代的体现。与此同时，类似的效应也在“英雄”群体的内部开始发生。由于每个“英雄”个体的实力都与All Might存在着巨大的差距，“英雄”的作战风格正在从过往的“单打独斗”逐渐转向“团体合作”，“英雄”整体作为一个社会群体的凝聚力达到了从所未有的高度。
终于，察觉到“异能解放战线”巨大威胁的政府，展开了日本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英雄”集体作战任务。“英雄”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在“异能解放战线”展开进攻前将其瓦解，从而维持“英雄社会”的和平和稳定。在这一刻，不论是“英雄”还是“反派”，他们所从属的社会群体都在“社会认同”的作用下被“极化”成了各自高度统一、彼此极度排斥的状态——“维持现状”与“打破现状”的二元对立。在这股强烈的对立关系下，双方的互动方式只剩下了一种——诉诸暴力。而这场暴力的结果便是撕裂“英雄社会”的“全面战争”。
没有绝对的“正义执行”，只有绝对的“神话暴力”
当“英雄”与“反派”的概念被放在一起时，行为的 “正义性”往往是区分它们的核心标准。但当双方的行为都是“暴力”时，又该如何界定谁代表正义，谁是英雄？利用法律哲学的思想，判定“暴力”的正义性有两个角度。如果遵循“自然法”[16]的思想，那么“目的正义则行为正义”，因为从根本上自然法不批判人的行为方式，认为其是“符合自然规律”的“事实”。相反，如果认为“手段正当行为才正义”，则是属于“实证法”[16]的思想。在实证法下，对于个体行为的判定基于对行为方式本身的一种权威解释（例如法律），无关乎行为的目的。
但是，不论是“自然法”，还是“实证法”，都具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如果仅遵循自然法，战争的行为将不被谴责，外交不再是处理国际关系的首要手段；而如果仅遵循实证法，那么国家一旦形成，国家法律将成为解释行为的绝对权威，任何试图挑战法律的行为都将被认为是触犯法律的“非正义行为”。“自然法”和“实证法”局限性的本质在于它们都无法脱离围绕着“‘目的’与‘手段’的支配关系”的争执，这使得即使依照“择情采取两者其一”的方式，依旧不具备判定“暴力”的完备性。具体而言，这种非完备性体现在历史中人类集体暴力活动的矛盾性：当政府成功通过暴力镇压反抗的群众时，这些群众便会被已存在的法律解释为“反动分子”，而当反抗的群众成功通过暴力推翻政府时，这种暴力便被维护他们利益的“新法律”定义为“正义革命”。
哲学家Walter Benjamin在《暴力批判》[17]中将这两种互相矛盾的暴力对应的概念称为“为了维护法律的暴力”和“为了重建法律的暴力”， 即“护法暴力”和“立法暴力”。在具体历史时间点的语境下，或许可以在两种“暴力”中选出一个“相对正义”的存在；但纵观历史的发展则会发现，这两种“暴力”一同将人类禁锢在互相残杀的“暴力循环”中。本质上，不论是“护法暴力”，还是“立法暴力”，它们都是一种被“法律”这一“权威概念”所拘束的“暴力”。这种“暴力”的产生不是为了“解决”冲突双方的“矛盾”，而是为了“消除”两方其一的“存在”，以确保“法律”的“权威性”。Benjamin将这种“暴力”称为“神话暴力”。其实，有关“神话暴力”的概念，《我英》在故事的早期，就透过核心反派死柄木吊的话有所暗示：
“……明明都因暴力而兴，却被区分成了‘英雄’和‘反派’——‘你是善的’，‘我是恶的’……岂有此理! ‘和平的象征’？呸！说到底，你只是一个被用来镇压我们的‘暴力工具’！暴力永远只会孕育新的暴力！”（死柄木吊，《我英》，19话）
“暴力孕育暴力”，便是“神话暴力”的核心特征。虽然当时的死柄木吊只是利用这个思想去挑衅All Might，并没有将它内化为自己的信念，导致整个话题的讨论被搁置。但“冥冥之中”，《我英》的故事正是遵循着这个规律发展的。
回首《我英》“故事世界”的“历史进程”就会发现，当混乱时期的“义警”最终击败了“反派”，新建立起的社会便将“义警”合法化为了“英雄”。“英雄”成为了享有“使用‘个性’从事暴力活动”的这一“特权”的存在，而他们基于暴力的行为也成为了社会规范中的“正义之事”。如今，受系统性缺陷影响诞生的“反派”，如果能打败“英雄”、推翻现在的政府，他们也不会再被当作“反派”，而是将自身合理化为“解放军”。
不可否认的是，Benjamin在《批判暴力》中对“暴力”的讨论是围绕“群众与政府”这组对立群体展开的。在《我英》的故事中，“反派”众“英雄”虽然成为了和“群众与政府”一样冲突激烈的两个对立群体，但他们所代表的社会阶级并不完全一致。“反派”并不能完全代表“群众”，因为他们“只是”现有社会体系下被压迫的“少数派”；而“英雄”也并非制定“法律”的统治阶级，只是与反派立场相反的“护法者”。
但是，如果将社会认同理论与Benjamin的“神话暴力”理论相结合，就可以发现：“神话暴力”的循环只是社会中“群间暴力循环”的一种普遍特例。统治阶级（政府）和被统治阶级（群众）这两个群体，本质上是根据“政治权力”划分的社会群体。这个社会分类导致了两个群体间的关系是“统治与被统治”的“权力关系”，一种与社会结构紧密联系的“对立关系”，“法律”则是维持这种关系的“权威概念”。当两者产生暴力冲突时，双方是在争夺获取法律的“解释权”，却不对“法律”这个概念本身的“权威性”产生质疑。因此，不论“新社会”是否产生，群体间的关系总是“权力关系”。被“法律”所定义的“神话暴力”，便是一种被“法律”这个概念所控制的“群间暴力”。
虽然“职业英雄们”与“反派（超常解放战线）”的矛盾并不直接围绕“统治与被统治”，但他们之间的立场冲突已经激烈到关乎“个性社会”的社会结构。更严重的是，双方的立场将他们之间的关系“禁锢”成“诉诸暴力”的“对立关系”，从而形成了“个性社会”的暴力循环。而这一切，都是由“立场”作为一种“权威概念”所造成的。因此，这种由“立场”取代了“法律”，进而被双方争夺其“解释权”的暴力冲突，可以被定义成一种更广义的，由“立场”产生的“神话暴力”。在“立场”的控制下，个体的意志被禁锢，个体的生命被裹挟，个体被“转化”成贯彻立场的集体的“零部件”。
于是，在这场改变“英雄社会”的“全面战争”中，双方都认为自己的立场是“正确”的，自己的暴力是“正义”的，自己的行为是“英雄主义”的。但这种因“立场”而被“左右”划分的“集体英雄主义”，是用“你死我活”替代“解决问题”的互相厮杀，更是“神话暴力”循环的再次胜利。最终，在双方的激烈交锋下，“英雄”的社会虽被摧毁，但“反派”的世界并未诞生，谁也没有得到令自己满意的结局。
“群体立场”之外，见真“个体善恶”
要说这场“全面战争”没有一个受益者，是不准确的。事实上，确实有一个受益者，他就是AFO。作为催化冲突的始作俑者，也是混乱时期的幸存者，AFO深知，在这场两败俱伤的战争后，是重新操控人性、夺回统治权的好时机。于是，在日本全国各地陷入混乱之际，他终于从自己的牢房里走了出来。如果说有比基于群体立场而不断循环暴力的社会更糟糕的选项，那或许就是一个“所有人只为一个魔王存在”的世界。
“在这个即将来临的空位时代，将会诞生一个更完美的‘魔王’……这便是我成为最强魔王的‘故事’！”（AFO，《我英》，297话）
虽然AFO声张的目的和很多文学作品中的传统反派的目的一样“老套”，但他实现自己目的的策略却要高明得多。从个体的悲惨遭遇，到群体的社会认同，再到社会的系统性缺陷，他就像摆弄多米诺骨牌一样，在“时空”这个“四维坐标系”中的某几个“坐标”先添加适量的“骨牌”，将社会中各个层面的“裂缝”巧妙地串联起来。然后，只待自己移除“和平的象征”，便无需“再动一根手指”，静静地看着“英雄社会”走向崩塌。当尘埃落定之时，自己便可从容不迫地重回“牌桌”。
AFO的处事方式，在某种程度上，象征了社会中最狡猾、也最卑鄙的一群人。他们不像大多数社会中个体一样，被“立场”所禁锢；但当他们看到人们因“立场”而不停地互相伤害时，也不会感到悲伤。相反，他们会庆幸地把这种发现当成一种 “成功的秘诀”。通过利用被“立场”控制、甚至极端化的人们，从冲突中获取利益。即使有时，那些“为他牺牲”的人要付出生命的代价。
AFO虽然利用了这场“全面战争”而重新得势，并借机扫除了大部分“英雄”。但这不代表“英雄”中就没有的人同样认识到这场冲突背后的症结。
“你杀害了那么多，更伤害了不计其数的人，这是不可原谅的！不可原谅……但是……那个时候，被All For One吞噬的你……那一刻……你脸上的表情，看起来就像在求救一样！”（绿谷出久，《我英》，295话）
在战争的尾声，绿谷出久看似“不合时宜”的自白，是第一次直接地向读者展现这场悲壮战争中几乎被所有角色忽视的盲点：在势不两立的极化立场背后，是一个鲜活的“人”。
超越“英雄”与“反派”，名为“All For All”的英雄主义
当一个人的意志突破了某一立场的屏障，“立场”这个概念本身的“权威性”便遭到挑战。但“意志”并不等同于“行动”，必须要有一种脱离于“神话暴力”，并与之抗衡的“力量”才有可能打破这个“神话暴力”的循环。Benjamin在评判“神话暴力”的同时，提出了一种与“神话暴力”相反的“暴力”，他称其为“神圣暴力”[17]。既然广义的“神话暴力”是受到某种“权威概念”“控制”而产生的“暴力”，那么广义的“神圣暴力”则是为了摆脱这种“控制”的而产生的一种“神圣”的“暴力”。
既然“立场”所导致的“神话暴力”是个人意志被集体立场埋没后产生的“暴力”，那么打破这种“暴力”的根本就在于还原个体原本的意志：理解产生冲突的个体的“内在诉求”。所谓“内在”，意在剥离立场后，个体作为一个拥有自我意志的“人”的内心深处的诉求。一个原本因为工作失误而失业，却因此受到社会排挤的“个体”，他的个人诉求只是希望“再次得到他人的信任”；但当他“不得不”开始打劫银行维持生活，从而成为“反派”，他的诉求就在“反派”立场下变成了“犯罪才能生存”；当他加入一个“超常解放战线”后，他的诉求便在这个组织的立场下变成了“毁灭‘英雄社会’才能生存”。当一个“英雄”看到这个人后，对于这个人的认知仅仅停留在与“英雄”立场冲突最大的那一层“诉求”——“毁灭‘英雄社会’”，但这个人变成“反派”最根本的原因，“得不到社会的再一次接纳”，却被忽视了。于是，“英雄”所谓的“正义执行”变成了“护法暴力”。
作为《我英》的主角绿谷出久，“无个性”的他原本不属于任何与“个性”直接相关的社会语境。当他从All Might那里继承OFA后，他获得了“英雄”的社会认同，真正进入到了“个性社会”的大多数环境中。但与此同时，他也成为了由“个性”所导致的暴力循环中的“护法暴力”的一部分。继承OFA使得绿谷出久的命运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这也让他意识到，一个关键的因素可以对一个人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因此，在他与“反派”不断交手的过程中，相比于其他“英雄”只是视“击败‘反派’”的立场为理所当然，他开始思考导致这些“人”成为“反派”的原因。而在经过与死柄木吊在战场上的交手后，他提出了“改变OFA意义”的想法——不再只是遵循OFA一直传承下来的使命，以“杀死继承了AFO 的死柄木吊”为目标；而是将死柄木吊视作“被AFO所禁锢的一个‘人’”，尝试利用OFA的力量去“拯救”他。这一刻，绿谷出久不仅突破了OFA持有者的立场，更看到了死柄木吊内心最深层的个人意志——一个渴望被解救的小孩。
回顾“英雄社会”就会发现，绝大多数最终变成“反派”的个体，他们开始的诉求“仅仅”是能够在这个社会中作为一个“人”活下去。但在“英雄”立场和“反派”立场的双重作用下，一步步朝着“毁灭‘英雄社会’”靠拢。战后绿谷出久要做的，就是打破这些立场，去理解“反派”作为一个“人”的“内在诉求”。于是，“立场”对于个人意志的禁锢便被打破，“以人为本”的思想取代了“立场高于一起”的权威意识。进一步地，在了解对方的“内在诉求”后，通过自身的力量去帮助和拯救对方的行为，便是将“反派”与“英雄”之间的关系，由“对立关系”转变为“供需关系”的一种行为，一种能够打破“反派”与“英雄”的暴力循环的行为。而驱动这种行为的精神，则是一种“超越立场”的英雄主义。由此，OFA不再是将绿谷出久置于“OFA对抗AFO” 这一宿命中的“诅咒”，而是帮助Deku（デク，绿谷出久）践行个人英雄精神的“力量”。
“超越立场”的英雄主义所驱动的行为确实是一种具有“神圣性”的“暴力”，但纵使OFA具有再强大的力量，仅仅依靠绿谷出久一个人去修复整个“英雄社会”，是不够现实的。虽然“英雄”和“反派”的对抗撼动了整个日本，但他们并不是这个社会中的“多数派”，真正的“多数派”，是不在冲突的中心，却被冲突波及的“民众”。他们中既有心怀英雄梦，却没成为“英雄”的人；也有积怨已久，但没成为“反派”的人。他们曾是“英雄”和“反派”的“原点”，最终却成为了舞台下“袖手旁观”的“观众”。
当“英雄”与“反派”的“全面战争”打破了“英雄社会”的和平时，一个混乱、但也“崭新”的格局呈现在他们眼前。“民众”可以选择成为被AFO“操控”的“反派”，或成为被政府“庇护”的“难民”，亦或者“全身远害”后继续做“隔岸观火”的“观众”。在“英雄”和“反派”的战力都受到重挫的状态下， 他们的选择，将会决定“个性社会”中的哪一种立场得到伸张。但是，如果他们能够透过浮现到社会表面的 “各种声音”，去帮助那些“声音”背后的一个个“人”，他们便获得了一种超越“英雄”和“反派”的精神。不同于绿谷出久超越OFA的精神，这种精神不需要具备什么“力量”，甚至都不需要“个性”的存在。它需要的，只是在看到“求救的表情”后，敢于伸出“援助之手”的勇气。当越来越多具有这样精神的“民众”汇聚到一起时，他们就能形成了一股巨大的、但不流血的力量，一种能够瓦解“立场”的“神圣暴力”。本文称之为“All For All（人人为人人）”的英雄主义。
从“虚构”到“现实”，从《我英》的未来到我们的未来
《我英》的故事由从一种“超现实”的“个性”展开，在不到40卷的篇幅展现了一个充满“缺陷”但又非常“真实”的“个性社会”。“个性”作为并不存在于现实生活中的一种“个体特征”，却在“个性社会”的各个层面，推演出了同样存在于现实世界中的现实问题。从个体差异，到社会认同；从偶然经历，到系统偏差；从家庭悲剧，到阶级冲突；从校园生活，到国家内战。这一层层的映射关系体现出，即使引入了“个性”这个“超现实”的元素，《我英》的“故事世界”和现实世界依旧存在某种社会结构上的相同之处，而这种相同之处就是基于“个体特征”的“社会认同”。
通过“个性”，《我英》体现了存在着“个体特征”的社会的一个客观规律：当社会存在针对某种“个体特征”系统性偏差时，社会便会产生二元对立的激烈冲突。这个结论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现实世界中的由诸如“民族”、“文化”、“生理性别”等“个体特征”引发的社会冲突。这些个体特征本身并没有“好坏”之分，但却因为与社会结构的紧密关联，最终演变成了激烈的立场冲突。不可否认的是，现实世界中的这些个体特征的差异性并没有 “个性”大，但即便如此，这些个体特征导致的立场冲突，依旧引发了跟《我英》的剧情相比，同等极端，若非更为极端的社会冲突：从殖民统治到种族奴役，从国家内战到宗教战争……“个体特征”给现实世界增添“色彩”的同时，似乎也增加了现实世界的“混乱”。在这些混乱的冲突中，是个体意志被在敌我关系中的丧失，和个体生命在暴力循环中的湮灭。
这是否意味着，存在“个体特征”的社会的命运，必将由一个个受“立场”控制的对抗与冲突构成？被“个体特征”所定义的个体，是否只能在“与世隔绝的自生自灭”，和“阶级冲突的暴力循环”中二选其一？亦或者，将“个体特征”视作需要被去除的“疾病”，去创造一个“毫无个性”的同质化集合体，才是人类理想的未来？
在时间线已经超过现实世界的《我英》“故事世界”中，作者堀越耕平从英雄主义的角度出发，提出了（本文称之为）“All For All”的思想。不可否认的是，《我英》是一个“虚构”的文学作品，而非一部社会学或社会哲学的学术论文。但作者通过构造出与现实世界具有结构性相符的“故事世界”，提升了这个虚构作品讨论社会问题的“现实性”，拉近了“文学创作”与“思想实验”的距离。
当然，一套思想方法在理论上“能够实现”，并不意味着它在现实中“必然可行”。不论是“超越立场”的个体行为，还是“All For All”的英雄主义，都基于“‘突破立场’的成功”。但归根结底，“立场”作为一种“权威概念”，意味着“突破立场”本身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个人的意志被群体的立场所吞没，这个过程究竟是否“可逆”？究竟是否“永远可逆”？究竟是否对于“所有人”都“永远可逆”？除此之外，个体作为非静止的存在，在“接受”各种立场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过程中，自我认同切实地发生了改变。这个或被称为“成长”，或被称为“堕落”的过程（在这里“立场”再次“入侵”了对于“现象”的理解），究竟是一种“自我重生”，还是一种“自我丧失”，抑或是两者的叠加状态？基于这个问题的答案，对于个体“内在诉求”的判断也可能发生变化。即便Twice“过去的诉求”是多么的“令人同情”，他“如今的诉求”已经与“敌联合”的立场无法分割。从Hawks计划背叛Twice的那一刻起，再多“事后”的劝阻也是徒劳，因为彼此的内心，已再也无法突破立场“产生连结”。这个《我英》最大的悲剧之一，为“突破立场”的“神圣暴力”的“可行性”蒙上了一层阴影。
“这是我成为最棒英雄的故事，这也是大家都成为最棒英雄的故事。”（绿谷出久，《我英》，324话）
一句充满“希望”的自白，却随着《我英》结局的临近，显得越发的隐约。绿谷出久能否“拯救”死柄木吊？“个性社会”能否摆脱暴力与压迫的循环？“个性末日”是否真的不可避免？而最关键的是，“All For All”究竟是一个一厢情愿的“虚构”，还是一个能够触及的“现实”？这些问题的“答案”关乎《我英》的未来，或许也关乎我们的未来。
注释
[A] 翻译自《我的英雄学院》漫画226话的节选内容。本文中所有采用此格式的段落（含此处），是本文作者以《我的英雄学院》在北美洲的官方出版商VIZ Media，出版的英文版漫画的章节原文为基准的翻译。后续将不做特殊说明。
参考
[1] Wikipedia: Marvel Cinematic Universe
[2] Wikipedia: List of box office records set by Avengers: Endgame
[3] ジャンプ・デジタルラボ/少年ジャンプ＋. (2022, 10 20). 海外の漫画ファンってどんな人？“MANGA Plus”のユーザーアンケート结果を公开してみます。
[4] Dunnett, M. (2022, May 11). Manga's Growth In Popularity Is Here To Stay, Industry Leaders Predict.
[5] Wikipedia: My Hero Academia
[7] Pineda, R. A. (2017, March 16). Re:ZERO, My Hero Academia Top Sugoi Japan Awards 2017 Results
[9] Wikipedia: Fullmetal Alchemist
[10] Wikipedia: Watchmen
[11] McLeod, S. A. (2008). Self concept.
[12] Turner, J. C., & Oakes, P. J. (1986).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social identity concept for social psychology with reference to individualism, interactionism and social influenc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25(3), 237-252.
[13] Backstrom, L., Huttenlocher, D., Kleinberg, J., & Lan, X. (2006). Group formation in large social networks: membership, growth, and evolution. Proceedings of the 12th ACM SIGKD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Knowledge discovery and data mining, (pp. 44-54).
[14] Marx, K. (2016).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s of 1844. In Social Theory Re-Wired (pp. 152-158). Routledge.
[15] Wiktionary: Hero
[16] Finnis, J. (2020, June 3). Natural law theories.
[17] Benjamin, W. (2001). Critique of violence. In M. McQuillan, Deconstruction: A Reader (pp. 62-70). Routledge.
超越“英雄”与“反派”——剖析《我的英雄学院》对于现代社会中个人主义、集体主义和英雄主义之间关系与影响的讨论